记者：公老师，在刚刚过去的这场雪灾中，我们的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再一次显示了人民军队的英雄本色。从1月30日，胡锦涛总书记作出要求各有关部队要全力支持灾区抗灾救灾的重要指示后，驻扎在灾区的各军兵种和武警部队官兵闻令而动，立即投入抗灾工作，并迅速成为抗击雪灾的中坚力量。

　　各灾区部队停止正常休假，数万名官兵带着家乡受灾的消息，走向“第二故乡”的抗灾第一线。甚至有已经回家过年休假的军人听到所在部队要去参加抗灾的消息，而主动放弃休假提前返回部队。

　　中国军人执行命令之坚决，再一次让全世界赞叹。这段时间，很多国外媒体都在关注这次雪灾中中国军队的表现，并且给出了非常积极和正面的评价。那么，从一个军队政治工作专家的角度来看，您觉得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中国军人这种“听党指挥”的素质来源于什么？

　　公方彬：正如你所说，我们是一支坚决“听党指挥”的军队。这段时间，我也一次次被我们这支人民军队所感动。这次抗灾救灾的胜利再次说明，我军在任何情况下，只要接到党中央、中央军委的命令指示，都能够拉得出，上得去，并能够取得胜利。

　　为什么这支军队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听从党的指挥上如此坚决？

　　可以说，听党指挥，不是军队自己的选择，而是历史的抉择，政治体制的规定。一支军队确立什么样的领导体制，并不是军队自己选择的结果，而是所从属的国家的政治体制所决定，由政党的性质所决定。

　　我军是中国共产党为实现政治目的而建立起来，这就意味着我军是党领导的为实现政治目的服务的武装集团，其产生于党建立后，国家政权获得前。诸多因素决定了我军只能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记者：那么，在这一点上，我们和西方国家的部队有什么不同呢？坚持“听党指挥”的传统对我们这支军队又有着怎样的意义？

　　公方彬：西方国家军队与此迥然不同。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军队基本上早于政党产生。比如，英国资产阶级职业军队创建于1642年，其政党形成于1679年；美国军队因独立战争而建立于1775年，其政党产生于1787年；法国军队建立于1789年，政党产生于1848年；德国军队产生于1808年,政党产生于1865年。既然军队早于政党产生，既然实行多党制，军队便不会隶属于某一政党，只能隶属于国家。

　　所以听党指挥，不是由想不想和愿不愿来决定，而是由我军发展壮大、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历史经验和规律所决定。

　　历史上，党对军队的领导也有过曲折。正如《古田会议决议》指出，坚持党对军队的领导，听从党的指挥，从建军之初就处于斗争之中，是否坚持党对军队的领导，“发生过多次动摇，每次动摇，都曾使部队在政治上受到重大的损失。”

　　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决定了党十分重视加强对军队的领导，为了保证这种领导，还在军队中建立了严密的组织制度，即以“党委制、政治委员制、政治机关制”在内的三大制度，由此保证了这支军队真正置于党的领导之下，拥有正确的政治方向。既然接受党的领导，是我军致胜的法宝，那么坚持这种领导无疑成为我军成长壮大的不二法门。

　　记者：公副所长，在过去这半个多月的时间里，我作为编辑编发了大量的部队抗灾方面的稿件，也一次次被来稿中战士们的行为所感动。

　　湖南省某些地区电力中断，我们的战士就每人扛着上百斤重的维修器材，冒着随时会掉下山谷的危险，爬上1000多米的山顶。井冈山部分地区道路、通讯和用水中断，一些村民被困，驻地某部官兵就每人背着20多公斤负重，沿红军走过的小路背粮上山，经过两天两夜的连续行军，把“救命粮”送到受困村民家中。

　　这样的例子实在是不胜枚举。可以说，哪里的人民需要帮助，哪里就有解放军和武警战士的身影。道路堵塞，驻灾区部队把野战炊事车开向旅客滞留地，随时为旅客提供热菜热饭。人员受阻，安徽、湖南驻军搭起500多顶野战帐篷，安置受灾群众。受灾地区车站、机场滞留旅客人数居高不下，武警部队派出100多支小分队维持秩序，解危帮困。

　　这次雪灾，确实让我对“人民军队”这个词有了更深的体会。

　　公方彬：确实像你所说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军的根本宗旨。

　　有人或许会说，西方军队强调的是忠于国家，其中包含着为人民的利益敢于牺牲。这种一致性缘于：军队乃人民养育的国家力量，必须满足国家和人民的需要；军队有很强的组织性、纪律性、突击性，相对于灾难的突发性特征，拥有更强的应对能力；征服灾难蕴含着巨大的危险和牺牲，虽然社会的每一个成员都有相应的社会责任，但多属道义要求，军人则不同，再大的危险，只要军令下达，则无法逃避。诸多原因决定了，面对灾难，冲上去的必是军人。

　　我军维护人民的利益，生动而又丰富地表现于社会生活与行为习惯，从而保证了一代又一代的军人自发传承，尤其是这已经积淀和凝结为以“使命、忠诚、纪律、牺牲”为特质的核心价值观。既然已经化为核心价值观，自然而然地影响和导引着每一个加入到集团中的人们的价值取向。

　　可以说，任何国家军队都倡导牺牲精神，但真正把牺牲发展到极致，把牺牲当作一个集团的灵魂者，唯中国军队，是牺牲造就了精神上的崇高和博大，是牺牲成就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辉煌。

　　记者：在这次雪灾中，我们的解放军和武警战士打了数场恶仗，战果颇丰。

　　广州军区两个集团军派出突击力量，南北夹击，打通了京珠高速韶关北段这段我国南北大动脉的咽喉。南京军区“临汾旅”两次“会战”长江二桥，确保了这座连接沪宁、京沪等8条高速公路的交通枢纽畅通。可以说，没有他们，就没有全国交通形势的基本畅通，就没有现在基本稳定的社会形势。

　　那么在您看来，为什么在来势如此汹涌的灾难面前，我们的解放军和武警官兵能取得如此辉煌的战绩？他们的勇气和决绝来源于什么？

　　公方彬：其实，如果你关注一下我军发展史，就会发现，不管是战争还是救灾，没有我们这支军队完不成的任务，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就战争来看，历史上我军在所有对手面前没有败绩，这在世界大国军队中是不多见的，因而是英勇善战的军队。而在救灾之时，也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

　　在这次抗灾救灾过程中，许多故事感人至深。尤其是处于危难之中的群众，一看到解放军出现，迅即产生“解放军来了！我们有救了！”认定“军人是最艰难时候的主心骨，是绝望时的定心丸。”为什么危难中的人民群众会产生这样的心理感觉和价值判断呢？因为这支军队长期的教育和实际行为告知天下的是：以我的牺牲来换得人民的安康，是本份，是天职。这次抗灾，进入人民群众视野的是“以冰解渴，用雪揉脚”的感人镜头。所思、所见、所感，带给人民群众的无不是人民军队甘于为人民的利益而牺牲。

　　由抗灾救灾判定我军英勇善战，在于战争与抗灾有着相似和相近的地方。比如，二者都是一种强力挑战，都需要拥有强大战斗精神和战斗力的队伍方可获得胜利。

　　战争是人类最高的竞技场，是人类社会发生的集团与集团的冲撞，要保证获得胜利，必须依靠组织严密、战斗精神高昂，且训练有素的集团来承担。灾难也是一种高强度的挑战，只不过是自然界向人类发出的挑战，是自然力与人力的较量，既然到了灾害的程度，说明自然力量已经达到很高的程度，非个体或弱小组织能够承担。这就需要拥有其他社会群体难以比拟的组织力与战斗力的军队来承担。

　　一般来说，要赢得战争，决定因素很多，有一点是各种条件下的战争不可少的，这就是战斗精神或者说牺牲精神，其实如果军人没有了牺牲精神，再先进的武器都不可能带来战争的胜利。由此，自然灾害和战争都存在着危及生命的问题，那么能够在自然灾害面前冲上去，在战争中更能冲上去。

　　我军英勇善战，源自从建军开始就把个人利益与国家和民族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实现完美统一，以此保证广大官兵主体意识的觉醒，自觉性的增强。在中国历史上，除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没有一个朝代的军队的士兵能把自己的利益和荣誉与国家民族紧密联系在一起。（潘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