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亚洲外交似乎总是处于“失败——总结教训——再失败——再总结……”的无休止轮回中。在欧洲屡试不爽的均势战略、民主改造、和平演变等手段在亚洲不是遭遇失败，就是收效甚微。

    比较美国的欧洲与亚洲战略，欧洲战略显然更为成功。诸如取代英国成为世界霸权、坐收两次世界大战“渔翁之利”、马歇尔的“欧洲复兴计划”、建立北约、成功改造德国、演变东欧苏联，直至取得冷战胜利达到弗朗西斯·福山所谓的“历史的终结”。

    美国在亚洲真正的胜利似乎只有1898年通过美西战争夺取菲律宾和夏威夷，进而取得对太平洋的支配权。1991年的海湾战争是胜利，但是用拉登的逻辑，正是这场战争埋下“9·11”事件的种子；2002年的阿富汗战争是胜利，但是不仅拉登依旧逍遥法外，北约盟国因苦撑残局怨声载道，而且由于美国反恐政策的失败，愣是使巴基斯坦作为牺牲品而成为全球恐怖主义新的网络中心。

    作为欧洲移民国家，美国欧洲战略之所以相对较为成功，在于美国对欧洲的认知和理解相对较为准确，文明与制度的相似使其战略获得欧洲认同的程度也较高。相反，亚洲地缘政治复杂，文明与族群多样，宗教信仰与价值观念多元，社会制度差异普遍存在，而美国对真正的亚洲却缺乏了解，以致不断制造“文明冲突”。美国或许可以成功地担当西方的领导角色，但却无力领导亚洲。

    美国是对“假想敌”战略最感兴趣的国家，其“假想敌”在亚洲有两种类型。第一种能够影响美国全球领导地位的大国，如冷战时期的苏联，以及今天部分美国人所担心的中国。对于中国、俄罗斯这类“假想敌”，由于这类大国的外交较为理性，导致的局面或许主要是大国战略竞争等可控态势。但是，约瑟夫·奈仍然警告美国：“如果你想中国成为美国的朋友，中国就会成为美国的朋友；如果你想中国成为美国的敌人，中国就会成为美国的敌人”。第二种是威胁美国安全与利益的地区性国家，即所谓的“流氓国家”、“邪恶轴心”和“失败国家”，并在战略上或者进行威逼利诱；或者在其内部培植“代理人”；或者实行“先发制人”和“政权改变”战略。美国的反恐战略失败就在于一味地将某些国家视为滋生恐怖主义的温床，而诉诸武力威慑或战争，不仅使反恐战争的风向发生了错误性的转折，而且使以非国家行为体形式存在的“基地”组织等恐怖组织重整旗鼓，卷土重来。

    在亚洲，美国的盟友战略总是制造先伤人、后伤己的“飞去来器”。美国在亚洲的盟友战略似乎可圈可点，日本、韩国、东南亚国家、巴基斯坦、沙特、以色列等盟友，为美国在亚洲的存在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美国的盟友战略同样写满了失败。仅以中东为例：在伊朗，美国在20世纪50年代通过中央情报局策划政变，推翻了推行石油国有化运动的摩萨台政权，以便为控制中东石油扫清障碍，巴列维王朝被打造成在中东的铁杆盟友。但不得人心的巴列维王朝在1979年霍梅尼领导的伊斯兰革命中寿终正寝，不仅使美国苦心经营的“中东柱石”坍塌，还发生了令美国人蒙羞的伊朗人质危机。伊朗战略的失败似乎打开了美国中东战略失败的“潘多拉之盒”，美国转而扶植萨达姆政权抵制伊朗“伊斯兰革命输出”，从而发酵了伊拉克地区霸权的野心，萨达姆却以发动两伊战争和入侵科威特回报了美国，乃至有了后来让美国人欢喜的海湾战争，当然更有令美国人沮丧的伊拉克战争。为应对1979年同时发生的苏联入侵阿富汗，美国利用沙特和巴基斯坦等盟国向阿富汗输送“圣战游击队”，拉登的“基地”组织就这样在得到美国中央情报局的训练后，奔赴了阿富汗的反苏“圣战”战场。当然，美国怎么也不会想到这种“圣战”以“9·11”的方式回报了美国，也正是“9·11”，继续让美国在伊拉克犯下了天大的错误。用美国学者的话说，在功利主义支配下的美国盟友战略，总是制造出先打伤别人，然后更重地打伤自己的“飞去来器”。

    亚洲是全球性、地区性矛盾汇集之地，地区冲突以及许多国家的内部冲突的经常性外溢，使得亚洲尤其是西亚、中亚、南亚的问题具有巨大的连锁反应效应。美国的亚洲战略经常顾此失彼，“按倒葫芦起了瓢”，或者“为他人做嫁衣”；美国一直追求“多米诺骨牌效应”（如越南战争），亚洲也确实多次发生“多米诺骨牌效应”，但骨牌倒塌的方向总是与美国的期待背道而驰；美国的盟友战略时常急功近利，三教九流皆交，不仅给人以“双重标准”的口实，而且还让自己成了最终的受害者。（刘中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