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特的“客家人”和“客家人现象”，长久以来不曾离开人们的视线，8000万海内外客家儿女自然是专家学者研究的对象。

　　日前在四川成都举行的“移民与客家文化”为主题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共有来自广东、福建、江西、港澳台地区以及美国、法国、日本等地的160余名专家学者参加。海内外学者就客家文化的传散与接续、客家文化与国际化的关系和客家传统文化的特点等研究内容作了讲解和讨论。与会代表提出了不少创见，展现了客家研究的新视角、新观点。

　　从“南迁说”到“本地说”

　　客家是一个与迁徙结下不解之缘的民系，研究客家问题离不开对移民迁徙的研究。在此次“移民与客家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江西师范大学学者徐怀林挑战此传统理论，提出“本地说”。

　　关于“客家”形成的问题，学术界和民间一个最常见的说法是———“南迁说”。这种观点的核心在于，认为“客家是历史上南迁的北方人中的一部分，他们在迁徙过程中逐渐形成，形成后仍在迁徙中演变”。“南迁说”是目前客家研究的出发点和基础，最早由客家研究的奠基人罗香林先生提出，并被广泛接受。

　　徐怀林对“南迁说”提出的质疑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一、历史上南迁的中原人散布很广，为什么只有定居于赣闽粤交界区的人群才成为后来的客家人？二、“南迁说”意味着这些人的客家特性原本就存在，不是后来入乡随俗地同化，只不过是居住地的简单变迁。三、“南迁说”表明这些具有客家特性的中原人已经全部南迁了，否则，为何留在北方老家的人不会说客家话了呢？四、这些具有客家特征的中原人，自西晋以来的1000多年间，多次迁徙，几经周折，为何偏偏到了赣闽粤交界区便成了客家人呢？
　　

　　徐怀林提出的“本地说”认为，“客家是赣闽粤交界区本地人群，不同时期、不同距离的北方迁入者，都是被他们同化的成员”。
　　

　　“围屋防御性”的消失

　　客家围屋在江西称“土围子”；福建称“土楼”；粤北称“四角楼”、“围”；粤东称“围龙屋”、“四角楼”、“围楼”；深港一带大都称“围“、“世居”。各地客家围屋的建筑形制虽有差异，但却表现出聚族围居、具有防御性的特点。

　　客家民居的聚族围居是如何形成的，又为何得以延续至今呢？在此次学术研讨会上，有学者从社会、历史、文化的角度对其进行了剖析。

　　传统的理论认为，当客家人来到新的他乡开基立业时，往往不仅要同恶劣的自然环境斗争，而且还要同当地土著居民和匪盗争夺生存空间，于是谋求安全和良好的防卫功能，便成了客家先民的首要要求，因此，他们选择了聚居的方式。

　　除了适应“客地”环境的需要，福建学者靳阳春还试图从客家民居中蕴涵的文化意蕴作出分析。他认为，客家人初到陌生的环境，为了生存的需要，必然产生族居的要求。但当客家人定居以后，逐步适应了环境，并与周边民族不断斗争、交融和同化，曾经面临的自然和社会的威胁自然削弱，客家大围屋聚族自保的功能已经不再重要，其文化的象征意义便凸显出来。

　　靳阳春说，居所特征作为儒家文化的一种外在表现，既慰藉着客家人怀乡追祖的痛楚心灵，又以隐喻的方式规范着子弟的言行。故而，围屋在聚族自保的主要功能消失后，便成了客家人缅怀故里、追思始祖的寄托，成为客家人昭示正统的象征，所以保存至今。
　　

　　“哭嫁歌”的现代意义

　　除了语言和居住方式，客家人还创造出了独具特色的客家文化。

　　客家人的许多习俗至今都得以保持和延续，法国华人学者郑瑞贞在此次研讨会上就播放了收集的大量“哭嫁歌”录音。他指出，虽然客籍原居民现代的生活方式，对婚姻的观念等发生了变化，但是至今还有不少客籍原居民家的少女，在出嫁前几天，唱“哭嫁歌”。

　　郑瑞贞说，客家人无论走到哪里，都有很强的认同感，正是因为他们保持着共同的生活样式、习俗、信仰和观念。这将海内外的客家人团结在一起，使得他们成为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群体。因此，研究客家人的习俗就成为了解客家文化和客家人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

　　广西学者彭会资、彭强民也从习俗和仪式的延续上论述了客家文化的凝聚力。他们指出，在文化人类学看来，象征符号和仪式是社会认同与社会动员的方式之一。它们都有引导情思、强化秩序和整合族群、团体乃至整个社会的功能。

　　客家人的先民原居我国中原一带，因社会变动及战争等原因，曾有6次大规模的南迁，于我国南方逐渐形成客家民系，成为汉民族八大民系中重要的一支。为了与当地原居土著居民加以区别，这些外来移民自称是“客户”，是“客家”，是“客家人”。

　　客家儿女的优秀代表人物包括孙中山、朱德、邓小平、叶剑英、文天祥、黄遵宪、郭沫若等。

　　据统计，现在生活在中国大陆的客家人，主要分布在广东、江西、福建、四川、台湾、香港、澳门等地区，总人口达5000万以上。在国外，客家人主要分布在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新加坡、日本、美国、加拿大、巴西、英国、法国、荷兰、德国等8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3000万之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