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广东，广州，510275）
　　内容提要：一提起罗香林先生，学术界就想到罗先生在客家研究上的开创性成就，但罗先生作为一代史学宗师和民族学家，在史学和民族学的许多领域都曾取得重大成就，却鲜为人知。本文首先简介了罗先生的生平，然后从多方面论述了罗先生在各个领域所取得的成就，并总结了罗先生的治学思想，以期学界更为全面了解罗先生。
　　关键词：罗香林　 史学研究

　　一 罗香林生平

　　罗香林，字元一，号乙堂，1906年（清光绪三十二年）生于广东兴宁县新镇水楼下石陂窝。罗先生父亲罗师杨，长于诗词史学，著有《希山丛书》八卷，曾先后主讲兴宁民学堂、广州方言学堂、梅州中学等学校。罗香林幼承家学而且勤奋刻苦。1924年毕业于兴民中学后即负笈上海，1926年考取国立清华大学经济系，后转学历史系，师从王国维、梁启超、朱希祖、冯友兰、钱玄同等大师。1930年，获文学学士学位，即入清华研究院，师从陈寅恪、顾颉刚二导师，专治唐史和百越源流问题。1931年春，兼读燕京大学研究生院历史学部，导师为洪业（煨莲）教授。师从名宿，不但使罗先生学业愈精，而且还学到了诸大师严谨的治学态度和精神。1932年1月，罗先生获得哈佛燕京学社奖学金，到华南考察民族、人种，历时8个月。他与人类学家许文山博士在广州从事广东蛋民户体测量，以体质人类学的方法进行初步分析研究。1932年4月，又赴广东东江、北江各地考察客家文化和社会组织，获得大量客家文化的第一手资料。1932年9月，罗香林返回清华、燕京两校上学。
　　1932年10月，应国立中山大学校长邹鲁之聘，任校长室秘书兼广东通志馆纂修。1933年兼任国立中山大学副教授，在历史系讲授“方志研究”，这是当时大学最新课程。1934年9月，在南京国立中央大学历史系执教，讲授“中国民族史”和“隋唐五代史”，兼中央古物保管委员审核事宜。1936年，应广州市长曾养甫聘请，罗香林返粤任广州市中山图书馆馆长，与馆内同事创办《广州学报》季刊和《书林》半月刊，同时兼任中山大学史学课程。1940年，赴重庆任国民党中央专门委员。1945年出任广东省政府委员兼省立文理学院（今华南师范大学前身）院长，创办《广东建设研究》季刊。1946年建议创立广东文献馆，为保存和发展广东文献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1947年，罗先生辞去政府职务和兼职，重返中山大学任教授。
　　1949年7月，罗先生辞去中山大学教授等职务，举家移居香港，先后任教于文化专科学校（广州文化大学分校）、广大书院（由广州大学改设）、新亚书院等院校。1951年罗先生执教于香港大学，1964年继林仰山教授（Professor F.S. Drake）任香港大学中文系主任，兼东方文化研究所所长。1965年任香港大学中文系讲座教授兼系主任、所长；11月，研究所改组，改名为亚洲研究中心（Center of Asian Studies）,仍兼任亚洲研究中心管理委员会副主席。1967年获台北中华学术院颁授的哲士荣衔。1968年任满荣休，被香港大学聘任为终身名誉教授，并兼指导研究生工作。罗先生荣休后，在珠海书院创办中国文史研究所，并出任所长兼文学院院长。罗先生曾三度当选为“国际笔会香港中国笔会”会长，又曾任“香港基督教崇真会”副会长及会长、“香港清华同学会”会长、“香港徐福会”顾问。此外，罗先生屡次被推任其他社团职务，他曾领导过的社团还有兴宁同乡会、罗氏宗亲会、世界客属总会香港分会等。

　　二 学术研究
　　罗香林先生一生致力于史学研究，主要成就大致可分为方志研究、族谱研究；民族史、民俗研究；中西交通及文化史交流研究；宗教史研究；香港史研究等。
　　（一）方志、族谱研究
　　罗先生在读书期间即兼修社会人类学，并长期不懈地收集族谱。其收集的族谱有87部、家谱28部，与谱牒有关的资料30部，谱牒研究论著20部，宗乡同乡刊物40册。罗先生对族谱资料进行深入研究，考证民族的源流、迁徙和融合，在族谱研究方面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并在一些问题上取得学术新发现。
　　1936年，罗先生在任广州市立图书馆馆长时，他收集大量族谱以及整理馆藏善本、文献。在整理馆藏期间，获得坤甸《兰芳公司年册》、林凤超《坤甸历史》抄本，并根据其所累存的南洋史地、华侨史料，归纳各种相关典籍，经过长期的比较、批判史料以及求证推理，综合成书，考证出梅县石扇人罗芳伯于乾隆37年（1773）泛海抵达西婆罗洲的坤甸，由采金而发展为兰芳公司的成员，后来帮助苏丹评叛，为当地华侨所拥护，创立兰芳大总制，罗氏更被推为首任民选总长，树立民主的先声。此民主共和政体，共传总长10人，历108年，直到光绪10年（1884）始为荷兰人所取代。罗先生为此事件撰写了《西婆罗洲罗伯芳所建共和国考》。
　　1937年，罗先生在广州发现花县官禄士洪族所藏的洪秀全家谱《花县洪氏宗谱》，根据研究分析证明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是出自客家系统。写成论文《太平天国洪秀全家世考》。
　　1940年，罗先生在桂林期间，辗转发现福建德化的《萧寿庚家谱》，嗣后又在广州获得《南海甘蔗蒲氏家谱》与崖县《三亚港通村蒲氏简谱》以及有关资料加以研究，先后写成《蒲寿庚考》，后来扩充为《萧寿庚研究》（1959年版），考订出蒲氏为回教徒，自西域来华以及其上世的迁徙源流与其家族的传演系统，补正了日本汗学家桑原 藏的名著《蒲寿庚事迹考》的缺失，并对蒲寿庚曾任宋代泉州提举市舶兼福建沿海都制使、及其家族的活动与宋、元、明历史发展有关事项，详细地给予论证。
　　1941年，罗先生根据在广东紫金忠坝孙桂香家谱索阅的《孙氏家谱》旧钞本，研究得出这是与孙中山上代有关的唯一族谱。随后又查阅有关资料，得出孙中山上代原居广东紫金，第十二世连昌公（孙中山祖先）于康熙年间，因抗清失败而迁居增城，后再迁香山涌口门村，稍后移居翠亨村，提出孙中山是客家人的论断。1942年，罗先生撰写成《国父家世源流考》，详细说明孙中山家世系统、历史史迹以及其民族思想渊源，开孙中山研究之先河。
　　1966年10月5日，罗先生在香港大学发表《中国族谱研究》论文，这篇论文为先生学术研究的重大成果，后于1971年4月经哈佛燕京学社资助出版。在书中，罗先生阐述了中国族谱撰述的对象、研究的意义及中国族谱今后的发展方向等。他在该书绪论中写道：“族谱为中国史籍一类，与中国民族及文化之维系，关系甚巨。……余治中国史学，虽也甚受近代史学潮流影响，然而喜为研究中国民族之迁移与混合之历史，深觉中国所谓正史之志，其载述往往仅能及于朝政之实施、与制度之创立、地方之建制、财政之丰歉、人物之得失，如是而已。而与各族之迁徙与各族之合流同化则乃不能不与各地之族谱乘求之。”该书奠定了族谱学在中国历史学科中的学术地位，使之成为历史学中的一个重要分支。
　　（二）民族史、民俗史研究
　　1929年，罗先生发表了民族史处女作《广东民族概论》（1929年出版）。1932年1月，罗先生获哈佛燕京学社奖学金，赴华南考察民族、人种以及与人类学家许文山博士在广州从事蛋民体质测量，以体质人类学的方法进行初步分析研究。同年4月，又赴广东东江、北江各地考察客家文化和社会组织，撰写成《民族与民族研究》、《古代越族考》（1933年版）。1932年10月，罗先生应国立中山大学校长邹鲁之聘，任校长办公室校长秘书，期间兼任广东通志馆纂修，负责《民国广东通志稿》编修，1933年兼中山大学副教授，在历史系讲授“方志研究”并发表《广东通志民族略族系篇》论文，可见，罗先生已将方志、民族史研究融为一体。使族谱研究的一个重要意义就在于它有助于阐明中国民族的迁徙和社会演进。
　　1933年，罗先生整理了历年来收集的包括家谱族谱等客家史料，撰写出版了《客家源流导论》。该书全文25万字，详细地论述了客家作为中原汉族的一个民系的源流与系统。客家人的五次迁徙、客家人的分布、客家语言特征、客家文化及其特征等，内容翔实，论证充分，成为客家研究的集大成者。随后，罗先生又相继撰写了《客家源流考》、《客家史料汇编》、《客家迁徙及分布地图》，进一步探讨了客家的源流、发展和迁徙，阐发了他在客家问题上的见解。被学术界称为客家问题专家。
　　1942年，罗先生应国民政府的邀请，赶赴重庆公开讲学，乃以专题方式进行学术研讨。其研究分为五次进行：一、民族成长；二、社会发展；三、治乱因果；四、文化演进；五、人才消长。此五次讲道成为日后《中国民族史》著述蓝图（1954年出版），后又与李济、傅斯年、顾颉刚、黎东方等人发起组织“中国史学会”，下设置多个属会。作为全国学术研究的推动及指导组织，并在所属唐代学术研究会作《唐代文化之认识》演讲，包括唐代贞观之治、天可汗制度、佛教、文学、社会风气均有所阐述。后增补撰成《唐代文化史》（1955年出版）。
　　（三）唐史、中西交通及文化交流与宗教史研究
　　1940年，罗先生在桂林考察文物古迹时，发现位于桂林西山观音峰唐高宗洞露元年（676）佛像及有关石刻，并结合其他相关资料研究，考订出唐代中印南海交通路线，及证明由印度循此海道传入两广另一佛教宗教，其佛教艺术与自西域陆路所传入的风格不同，为世界学者所未知，罗先生根据这些资料写成《唐代桂林之摩崖佛像》（1958年出版）。其中所论，全为昔年长盈大定撰作《支那佛教史迹》时所经考察而未能所知的，成为论述中国南方佛教以及艺术的经典之作。
　　1945年，罗先生任广东省文理学院（今华南师范大学前身）院长，学院暂借广州光孝寺为校址复课。其在推动战后学术文化建设之余，对光孝寺进行实地考察，结合多种史料，撰写成《唐代广州光孝寺与中印文化交通之关系》（1960年版），将印度循海道传入之经典、宗派、植物，一一加以说明。并将义净诸僧侣经此赴印等史实，摄论宗的成立、发展经过，以及其与禅宗南派及广州所译《涅磐经论》的关系，都有深入的论证，有许多新的发现。其中对《首楞严经》翻译底蕴与柯系树移植关系等问题的研究，尤为深远。
　　1951年，罗先生在香港大学讲授中外交通，就西域南海二孔道的有关史料，略予爬梳，发现景教东传事迹，乃致力于有关景教文籍的搜罗、翻译、排比及综合研究，撰成《唐代二员之宗教》（1966年出版），使唐、元两代景教的源流、传入及影响，大白于世。该书为日本大石田干之助教授等所推崇，其中《原出波斯之李洵及其海药本草》一章，尤为英国汉学家李约瑟（Joseph. Needham）所称道。同时罗先生配合在香港大学的讲课，整理前于广州考察调查和托友人访新加坡及马来西亚的真空教资料，撰成《流行于赣粤及马来西亚的真空教》（1962年版），对真空教的渊源流变，探析周密，特别是该教与吕宋的关系，论述得更为深邃。
　　（四）香港史研究
　　1949年6月，罗先生举家移居香港后，开始香港史的研究。罗先生在香港大学时，首先开拓“香港史”的课程，致力推动香港历史及学术文化的研究。1950年，罗先生发表《香港人士与中国新文化运动的贡献与影响》等论文。1949年6月罗先生与香港大学中文系莫秀馨等五人合著《一八四二年以前之香港及其对外交通》，该书为香港史学术论著的奠基之作。1961年2月著《香港与中西文化之交流》。上列两部香港史论著，前者对香港海湾的作用、隶属、历代海上交通、香品、迁海、复界、文教、采珠、盗贼、民生等1842年前的问题逐一予以考核，使香港前代史研究大放光彩；后者则专注于香港埠后的历史，对理雅各等翻译中国经典的由来及教会关系，王韬在港活动与中国文化发展关系，容闳及其倡导的洋务、维新思想，何启等创立西医书院及其于医学、科学上的贡献，香港大学的发展及其影响等问题，均有论述，以证明香港在中西文化的汇合及其对海外所产生的放射作用。
　　此外，罗先生也对香港李郑屋村发现的汉墓与文物、舶寮州史前遗迹、荃湾三百钱等作出鉴定与评价，还对香港新发现的南明永历四年所造大炮做详尽的考订，对香港的打石史迹、藤业、宗教、宗亲会、同乡会、文学、汉学等的发展及其文化意义与影响，都有论著。
　　同时，罗先生也对香港历史上的重要人物作出研究，使香港历史与学术文化更为世界学界所重视。罗先生以中山先生在港活动为中心，集合相关史料，撰成《国父与欧美之友好》（1951年出版）、《国父的高明光大》（1965年出版）、《国父在香港之历史遗迹》（1965年出版）。而且利用所得史料，研究香港大学出身的政要人物，著成《传秉常与近代中国》（1973年版）及《梁诚的出使美国》（1977年出版）等书，均研究精湛，发人所未发，为研究香港历史者不可不备之书。

　　罗香林与史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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