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王伟金　特约记者 涂永平 

    徐博东祖籍蕉岭县黄田村墩背，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院长、教授，兼任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涉台宣传专家组成员、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理事、全国台湾研究会理事和特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特邀研究员、台湾史研究中心常务理事。1984年起从事台湾史研究，后转入两岸现状研究。北京市先进工作者、有突出贡献专家。曾经八次赴台湾进行学术交流，是中国大陆研究台湾民进党的拓荒者之一。主要著作有《丘逢甲传》、《透析台湾民进党》、《世纪交锋——民进党如何与共产党打交道》、《台湾传统文化探源》等。发表专业论文一百多篇。

    

    最近，记者和梅州市朗玛文化传播事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正在筹拍的30集大型电视连续剧《丘逢甲》制片人李琅玛座谈时，得知著名学者、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院长、电视连续剧《丘逢甲》的顾问徐博东教授，近期将回蕉岭家乡办理家事，便相约到时去拜见他，面对面深入了解这位还不为家乡人所熟知的乡贤。日前，徐博东教授回到蕉岭，他在繁忙的事务中专门抽出时间来接受采访，我们便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中进行了访谈。

    一道海峡隔开亲人几十年

    记者（以下简称记）：徐院长，听说你这次办理的家事是很多分居台湾海峡两岸的家庭都有的很典型的事例，能请你说说吗？

    徐博东（以下简称徐）：是啊，此事说来非常令人伤感！我的父母亲分居台湾海峡两岸，他们分别于1986年和去年去世。我们兄弟四人这次是特意分别从北京、台湾两地敬奉父母的骨灰回家乡合葬。

    记：这里面还有一个曲折的故事吧？

    徐：我父亲徐森源、母亲潘佩卿中学时代即积极投身抗日救亡活动。中学毕业后分别加入由丘逢甲（我国近代抗日保台爱国英雄、著名教育家、诗人）的儿子丘念台先生所创建和领导的抗日救亡团体“东区服务队”，在梅州、博罗、惠州地区等地组织发动民众抗日救亡。我父母在博罗县的罗浮山上相识相爱，1943年结婚，次年10月生下了我。我的名字“博东”，就是取博罗的“博”字和东区服务队的“东”字组成的。

    1945年日本投降、台湾光复后，我父母跟随丘念台东渡台湾从事台湾的接收和复兴工作。那时候还不知道刚刚光复的台湾什么样子，父母就把才不到一岁的我送回蕉岭老家，托付给祖母抚养，打算等他们在台湾安定下来之后再把我们接过去。但还没等我和祖母去台湾，1949年10月，父亲因故仓猝只身回到大陆，而我母亲及三个在台湾出生的弟弟却滞留在台湾。1987年台湾当局开放大陆探亲后，我才得以和母亲、弟弟在香港相见，而我的父母亲却已天人永隔，直到现在他们才终于在家乡“团聚”！

    

        ▲徐博东在中央电视台第4频道“海峡两岸”栏目谈两岸直飞问题。

    研究台湾有特殊的家族渊源

    记：看来你研究台湾问题是有很深的渊源的。听说你们家和丘逢甲家族有些关系，不知你会不会介意讲给我们听？

    徐：是的，而且除了我们家庭分居台湾海峡两岸这个重要原因之外，还有其他不少渊源。

    实际上我是“子承父业”，我和我父亲两代人都搞了一辈子的对台工作。我父亲徐森源离开台湾后，先是在香港搞了三年的对台调研，然后调到上海华东人民广播电台从事对台宣传，后来又奉调到北京参与创办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对台广播部门，此后他在那里整整工作了30多年，可以说，我父亲是大陆对台广播的“元老”。我在蕉岭长到12岁，在乐群小学读到初小毕业，才被接到北京与父亲团聚。父亲经常和我讲台湾那边的情况，记得那时候父亲的床底下堆满了一捆捆装订好的厚厚的对台广播稿件。

    记：所以，你从小就耳濡目染了很多有关台湾的信息，逐渐引起了你的兴趣。

    徐：没错！那时候我们家的书架子上摆的大都是有关台湾的书。平常听大人们聊天也大多是讲有关台湾的事。

    另外，我可以告诉你们一个一般人都不知道的“秘密”：我父亲跟丘逢甲的孙女（丘念台的女儿）丘应棠还谈过恋爱哩！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后，全国各地的学生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当时我父亲和丘应棠同在梅县东山中学读书，在梅县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东山中学的学生抗日宣传活动十分活跃，我父亲和丘应棠都是其中的积极分子。丘应棠很喜欢他，后来据说因为一些客观原因最终没有能结合在一起，但他们俩的情谊很深。我父亲离开台湾后，我母亲和我三个弟弟幸亏得到丘念台父女的保护和经济上的资助，才得以渡过难关。应棠阿姨还把我的大弟弟基东认作干儿子，资助他去美国留学，在台湾两家人经常有来往。1987年我到香港与母亲、弟弟会面，应棠阿姨专程赶到香港来见我。我告诉她说，我是在父亲的鼓励下写《丘逢甲传》的（与黄志平合著），《丘逢甲传》是我父亲生前审的最后一份稿件，而且是带着病审的。1987年《丘逢甲传》出版，父亲于1986年去世。应棠阿姨听了我说的这些话后，动情地说：“我没有白交这个朋友（指我父亲）！”

    所以，受父亲和家庭的影响，我对研究丘逢甲和台湾问题有一种说不出来的特殊感情，可以用“感同身受、责无旁贷”这八个字来概括！

    与人合著《丘逢甲传》

    记：说到丘逢甲，我们都知道你和黄志平教授合著的《丘逢甲传》，是大陆地区出版的第一部而且也是迄今为止最权威的丘逢甲传记，对于正确了解、宣传和研究丘逢甲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请问当时你们合作撰写此书是出于怎样的缘由，怎样的经过？

    徐：1964年我中学毕业后考上北京大学历史系，在父亲的影响下我比较喜欢阅读有关台湾历史方面的书。“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我父亲因当年从台湾跑回大陆来而被怀疑是叛徒、特务，而我则因为父亲的事成了“可教子女”，和同是“可教子女”的女朋友（次年结婚）被“发配”到贵州遵义县农村。我父亲和我妻子的母亲平反后，我们夫妻俩先是从贵州调到河北农村当老师，三年后才调回北京工作。我在中国人民大学第二分校任教（后来成为“北京联合大学”的一部分），由于我教的课程是中国近代史，要讲到中日甲午战争和台湾人民的反割台斗争，这样就和丘逢甲挂上了勾。

    记：这是你正式开始接触和研究丘逢甲和台湾问题吧？大概是哪一年？

    徐：正式开始是1984年。那一年在蕉岭隆重举行纪念丘逢甲诞辰120周年活动，我和父亲联名写了一篇论文应邀参加丘逢甲学术研讨会。我和同是蕉岭籍的黄志平教授住在同一个房间。那时候黄志平研究丘逢甲已经好几年了，并写出了七、八万字的《丘逢甲传》初稿，他把初稿拿给我看。看了之后我对他说：“我俩是不是来合作，把初稿交给我扩充和修改。我是搞历史的，你是搞文学的，研究丘逢甲既要懂历史，又要读得懂他的诗，我们可以优势互补。”黄志平欣然同意。一年之后我拿出了二十多万字的修改稿，后来我俩先后在湖南、北京两地往来奔波，一遍一遍地修改补充，1987年夏，大陆的第一部《丘逢甲传》终于在北京出版问世。

    其实呢，黄志平教授的家庭和我家十分相似。他父亲带着另外4个儿子在台湾，黄志平和母亲、妹妹则是在大陆。他的姑姑是丘逢甲的弟弟丘树甲的儿媳妇。所以我和黄志平教授合著《丘逢甲传》不仅是搞研究工作，尊重和还原历史，更有一种在台湾情结驱动下的使命感，还带有一种同是客家人、同是梅州蕉岭人的情感，觉得应该好好宣传我们客家先贤丘逢甲先生，弘扬他的爱国爱乡精神，纠正大陆史学界长期以来在“极左”思潮影响下对他的误解。现在看来，应该说我们实现了初衷，丘逢甲先生在中国近代史上的杰出地位得到了应有的肯定和褒扬。温家宝总理曾经两次在重要场合引用丘逢甲先生的爱国诗篇，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

    转向研究台湾现状

    记：那么后来你又是怎样转向研究台湾现状的呢？

    徐：台湾著名学者王晓波教授有感于“台独”人士歪曲台湾历史，1987年秋在台北牵头成立了“台湾史研究会”，并定于1988年初由该会在台北举办首届台湾史学术研讨会，邀请大陆的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派人出席。但当时的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派不出合适的人选出席。那时我们的《丘逢甲传》刚刚出版，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和肯定，于是中国社科院台研所就聘请我为特约研究员，代表该所赴台参加是次研讨会。当时两岸学术交流尚未开放，台湾当局拒绝我和厦大台研所所长陈孔立教授入境，但论文却都邮寄过去了，并在研讨会上由他人代为宣读。这是1949年以来大陆学者第一次在台湾公开发表论文，引起了海内外媒体和舆论的强烈关注，认为这是两岸交流的突破性事件。

    当年夏天，王晓波教授率团来大陆参访到了北京，我受邀出席研讨会，我和晓波教授一见如故，从此成了好朋友。此后，我便从研究台湾历史转向研究台湾现状，陆续撰写了一些文章在报刊上发表。学校领导见我研究台湾问题弄出了点“名堂”，就支持我于1989年5月成立了北京高校中的第一个专门研究台湾问题的学术机构——北京联合大学文法学院台湾研究室。

    记：徐院长，你是大陆研究台湾民进党的开拓者和权威专家。民进党不断发展，已经在台湾连续两次执政，事实证明你当初选择这个课题很有前瞻性。请问你是如何作出这样的选择的？

    徐：台湾研究室成立后要选择新的研究课题，大陆对国民党的研究已经很多、很深入了，依我们当时的研究条件，在这个领域我们很难超越人家。而根据对台湾政局的分析，我们敏锐地感觉到成立于1986年的民进党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政党，但当时大陆并没有多少人研究它，于是我们决定把民进党作为主要研究课题。

    研究工作引起高度重视

    记：你们的研究机构后来是怎样发展壮大和引起重视的呢？

    徐：随着台湾政局的演变，民进党不断发展，2000年3月赢得台湾地区领导人的选举，上台执政。这下子民进党研究就成了热点问题。我们的研究工作引起中央和北京市有关部门、新闻媒体和我们学校的关注和重视。从那时开始，海内外新闻媒体经常采访我，上电视成了家常便饭，应邀出席各种会议，忙得整天不着家。

    2000年12月，在学校领导的支持下，院级的“台湾研究室”升格为校级的“台湾研究所”，由我任所长，研究经费增加了，还有了专职的编制，研究条件有所改善。2004年陈水扁竞选连任，民进党继续执政。根据形势发展和研究工作的需要，在校党委和国台办、北京市台办、市教委的大力支持下，2005年4月，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所又升格为“台湾研究院”，经费和人员编制都大为扩充，研究实力大为增强。这是继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之后在大陆高等院校中设立的第二家台湾研究院。当时的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汪道涵为我们台湾研究院题写院名，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原副主任唐树备担任名誉院长，我任院长。建院揭牌仪式十分热烈隆重。我们研究院已经成为国台办等中央和国家有关部门研究涉台问题和对策的重点咨询单位之一、北京市涉台调研基地。

    王晓波在建院庆典上形象地比喻说：北京联合大学的台湾研究机构从“路边摊”发展到“大排档”，现在变成了“五星级大饭店”了。经过两年多的努力，现在我们台湾研究院已经发展到有专职人员20人，其中教授、副教授6人，具有博士学位的8人、硕士6人，并被北京市教委评选为“科技创新团队”。现在我的主要精力转向做好行政管理工作，培养年轻的台湾研究人才。

    推进祖国统一   客家人不能缺席

    记：去年你们研究院参与成功举办了第一届“海峡两岸客家高峰论坛”，请问你的初衷是什么？

    徐：客家人向来最讲国族观念。客家人为什么会从中原地区来到南方？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不愿意接受异族的统治。从历史上看，客家人出过很多爱国志士。特别是目前“台独”势力十分猖獗，我们更要继承和发扬客家人的优秀传统，团结海峡两岸的客家乡亲共同遏制“台独”，推进祖国统一和民族复兴。

    我是客家人，有浓厚的客家情结，有责任也有条件来推动这项工作。反“台独”、遏制“台独”，就要努力争取台湾民心。客家人占台湾总人口的大约12%，仅祖籍蕉岭的就有大约46万人，是蕉岭本土人口的一倍。做台湾客家人的工作，争取他们的支持很重要。台海和平和祖国统一攸关中华民族的复兴，客家儿女不能置身度外，不能缺席！所以我跟台湾的“中华海峡两岸客家文经交流协会”理事长饶颖奇先生（祖籍福建武平）“一拍即合”，在各级领导的大力支持下，去年11月在北京联合创办了首届“海峡两岸客家高峰论坛”，以两岸客家文化和经贸交流合作为主题，进行深入探讨。此论坛每年举办一届，轮流在大陆和台湾的客家人聚居地举行。

    记：第一届“论坛”举办的情况怎样？成效如何？

    徐：筹办论坛的时候，我跟饶颖奇先生商定，大陆和台湾各组织50人出席。没想到台湾的客家乡亲非常踊跃，争着抢着要来参加，最后来了110多人，加上其他地方来的代表，总共有170多人参加论坛。

    我们创办“海峡两岸客家高峰论坛”，主要是强调“高峰”，用高层次的交流为推动海峡两岸的客家文化和经济发展尽力。第一，与会人员的层次比较高，能起到切实的领导、带动作用；第二，与会人员都是研究客家文化的专家学者、客籍的文艺工作者和工商企业界名流等，是其所在领域的精英分子；第三，这届“论坛”在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首都北京举行，本身就凸显了其高端地位。中央对这次论坛很重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许嘉璐、国台办常务副主任郑立中、中央统战部副部长陈喜庆，以及北京市委的领导出席了论坛。当时的中国国民党主席马英九、荣誉主席连战、副主席吴伯雄（祖籍福建永定客家人）都发来了贺函。在这次论坛上，与会人员对推进两岸文化和经济交流合作提出了许多切实可行的建议和主张，海内外很多新闻媒体纷纷前来采访报道，产生了广泛影响，取得了很好的成果。

    今年下半年由福建方面主办第二届论坛，厦门市和龙岩市争着要承办。作为祖籍梅州的客家人，我希望有机会在“世界客都”梅州举办这个论坛。

    

    寄望梅州为“反独促统”作出更多更大贡献

    记：徐院长，自从你12岁离开家乡以后，回来过几次？对梅州的印象和感觉如何？对梅州的发展或你关心的方面有什么看法和建议？

    徐：我1956年去北京，1966年“文化大革命”大串联时第一次回家乡，后来又陆陆续续回来过至少有10次。改革开放之后，梅州的变化实在是太快、太大了！每次回来都感觉不一样，高楼越来越多，交通越来越方便，经济越来越发展……不过，前几年因发展经济所带来的后遗症——环境污染很令人担忧！近两年我再回到家乡，发现环境大有改善，山绿了，水清了，空气也清新了许多，鱼和鸟也开始多起来了，说明治理污染见了成效，很令人欣慰。希望能坚持下去。

    梅州是台胞、台属集中的地区，光是蕉岭籍的台胞就有46万人。希望梅州市发挥这一独特优势，在重视发展经济的同时，更加重视对台工作，多与台胞、台属沟通交流，帮助他们解决困难和问题，做好争取台湾民心的工作，为“反独促统”作出更多更大的贡献！

    记：现在梅州市朗玛文化传播事业有限公司正在筹拍30集大型电视连续剧《丘逢甲》，很多人非常关注。你是该剧的顾问，请问你怎样看这部剧？有何期待？

    徐：丘逢甲的一生是非常好、非常难得的电视剧题材，绝对不要浪费了这样好的题材！这个剧应该是一个历史正剧，不能戏说历史，千万要慎重，一定要拍好。现在剧本还在认真编写之中。剧本剧本，乃“一剧之本”，我非常赞赏李琅玛小姐对剧本的严谨态度。她很不容易，很令人敬佩！有志者事竟成。希望梅州市各级各有关部门能一如既往支持她、鼓励她。希望更多的人共同来关注这个剧，支持这个剧。我相信，在各方面的大力支持下，电视连续剧《丘逢甲》一定能够拍成一部震撼人心的精品巨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