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尔多斯的民间音乐源远流长。在杭锦旗阿鲁柴登出土的春秋战国时期的匈奴文化，就充分反映了生活在草原上的匈奴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灿烂文化的鲜明特点。“匈奴人喜欢音乐，有自己的乐器，如胡笳俾鼓等。”东汉末年，曾在匈奴部落生活了12年的蔡文姬，在《胡笳十八拍》中说：“胡笳本是出胡中”，又说：“俾鼓喧兮夜达明”。西夏统治时期的音乐，“以琵琶击缶为节”，德明统治时期，“其礼文仪节律度声音，无不遵依宋制”。李元昊称帝以后，更定礼乐，尽去“唐之缛节繁音”，“载礼九拜为三拜，革乐之五音为一音”。这说明当时的统治者对能维护他们政权的音乐是十分重视的。

　　十二至十三世纪，元代战时敲的“牛皮大鼓”、“胡笳”，萨满教念咒时用的“仪鼓”(即“小鼓”)、“拍板锣”等颇为盛行。又据明人记载，“蒙古族群众往往于劳动之余，集聚在一起吹胡笳，弹琵琶，引吭高歌，翩翩起舞，民间的音乐、舞蹈活动相当频繁，历史题材的说唱，似乎也很普遍”。到了明代后期，蒙古族的民间说唱艺术比较活跃，民间歌曲《三百六十黄羊》、《四公主》等流传较广。

　　世代生息在鄂尔多斯草原的蒙古族牧民，在漫长的艰苦岁月里，为了抒发自己对于客观环境、自然风貌和历史演变等方面的复杂思想感情，就在劳动放牧过程中，自然地由触景生情，舒缓零散的哼唱，渐渐地固定成腔，逐步形成了慢速度的歌腔，久而久之，便发展成定型化的“长调”民歌，其特点有歌曲的旋律，诗歌的韵味，朗诵性强，节奏性弱。

　　在十八世纪以前，内蒙古各地广泛流传着民间乐器“四弦”(牧民亦称“候勒”)，从外形上看，它和汉族地区流传的“四胡”基本相同。牧民们在劳动余暇，或者在敖包会、那达慕会的欢乐日子里，总要演奏这优美动听、音色明亮的四弦。它是蒙古族人民最喜爱的民族乐器之一。而在鄂尔多斯流传的十二弦蒙古古筝，据说则是清朝康熙年间由陕西榆林地区传入的。这是鄂尔多斯民间较早的民间乐器(十二弦的第一弦定为“小工调”的“林钟徵”，有时也变换弦位)。之后，在乌审旗、鄂托克旗的牧民中广泛流传，很受牧民的欢迎。

　　随着历史的发展，汉族人民群众不断进入鄂尔多斯。同时具有汉族地区特点的经济和文化也随之而来，给鄂尔多斯地区的经济和文化以深刻的影响。笛子、四胡、扬琴、三弦等乐器普遍为蒙汉各族人民所共同使用，这就导致鄂尔多斯蒙古族的音乐，在过去牧歌体的“长调”民歌基础上，逐渐产生了一种紧紧与现实生活相适应的近代、现代的“短调”歌曲。其突出的特点是情绪欢快、节奏明朗、结构短小、句法整齐，使鄂尔多斯蒙古族民间歌曲发展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鄂尔多斯的民间音乐，是以鄂尔多斯蒙古族传统的民间音乐为主体，同时也吸收了毗邻地区兄弟民族的民间音乐成分。大致由两大部分组成：一是传统的鄂尔多斯蒙古族民间歌曲及少量的器乐曲。二是蒙古族、汉族两个民族音乐文化交流的产物——蒙汉调(俗称“漫瀚调”)。传统的鄂尔多斯蒙古族民间歌曲，又可分为古代民间歌曲、近代民间歌曲和现代民间歌曲三部分。古代歌曲的内容比较单一，情绪深沉、气息悠长、节奏自由、感情细腻而内在。象《豹花驼羔》、《班禅庙》、《查汗色日古拉》、《其布盖希里》等歌曲，大约产生于十九世纪以前。而有历史记载的《成吉思汗的两匹青马》，《光明灿烂的太阳》等，是十三世纪以后的产物。

　　《六十棵榆树》、《珍贵的三件宝》、《桑杰道尔吉》、《喇嘛的三件宝》、《金色的部落》、《六十个美好》、《好宁查干板升》、《巴雅尔芒内希里》等，这些古朴深沉的歌曲，约产生于十七八世纪。

　　进入二十世纪以后，鄂尔多斯的民间音乐处于一个由传统民歌中的“长调”歌体逐步向“短调”歌体发展的一个过渡阶段。而产生于这一阶段的民间歌曲，其结构一般为短小简练、音调铿锵有力；从歌曲所反映的题材内容上来看，随着革命风云的变幻，题材所涉猎的范围也日渐广泛，产生了大量的反映当代社会现实的歌曲。如《引狼入室的李鸿章》、《十二团战歌》、《独贵龙》、《壮丁》、《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歌》、《碧蓝的天空》，《通格浪河》等。这个时期，可以说是“短调”歌曲飞速发展的一个高潮时期，是鄂尔多斯民族音乐文化飞跃发展、日臻完善的一个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