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网9月27日电　香港《大公报》今日署名评论文章说，台湾也未考虑到以“本土化”作为全球化过程中，能否抗拒全球化下的“文化普遍同化主义”，是否导致“失根效应”或“文化虚无主义”，只求“去中国”之心理满足，虚耗能量，难以前进的后遗症恐怕难以避免。

　　共同记忆是文化核心

　　评论说，全球化议题已经成为吾人乃至全世界各民族、国家所关心的最重要的议题之一。全球化从商业层面中所产生的现象，例如巨型跨国企业所具有的庞大资金流、人才流、商品流、技术流优势，激起小本资额的中小企业的愤怒与危机意识，全球化似乎演变成为强凌弱、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演化论现象。弱者与小者如何在丛林中找到自我生存的空间与法则，成为全球化过程中的重要问题。例如德国社会学者贝克所谓“包含式主权的想象世界，取代了排除式主权的想象世界……民族国家行动者透过跨国合作成功地增加了更多的经验和公有财富，他们就赢得了更多的政治建构空间。”

　　全球化不仅产生了物质表层的商业霸权问题，更引起了文化层面的深层次的反思问题，那就是在全球化的强势文化冲击之下，所产生“在地文化保护主义”意识抬头的现象。在今年三月台湾元智大学全球政经文化高等研究院暨通识教育中心所举办的“全球在地化趋势与议题”国际学术研讨会中，该校人文社会学院院长刘阿荣教授在“全球在地化与文化认同：台湾文化认同的转化”论文中指出，英国伦敦政经学院史密斯教授对民族记忆与文化认同之间的关系做出推论：如果记忆对认同有核心作用，我们看不出有正在形成全球的认同，也看不出用世界主义肤浅文化取代现存深厚文化的集体遗忘症。无论霸权国家怎样利用全球化潮流在大众传媒领域、艺术、教育或是日常生活方式加以渗透，那种精英文化帝国主义和世界主义的主张，正在受到人们质疑。

　　元智大学通识教育中心主任、机械系主任王立文教授认为：当代全球化的文化论述主轴是强调各民族、区域的文化，应该以各自民族文化为本，搭建一条或多条可以通往世界地区文化的桥梁，畅通向外传播、向内输入的双向沟通、互动管道。在这种文化相互传输交际的构想之下，发展出了“全球本土化”(glocalization)或译“全球在地化”议题的论述。

　　先“怀乡”才能放眼全球

　　王教授认为“全球在地化”可以有几个重大的面向：第一，放眼全球、着眼本土的反思与认知。反思自我与他我文化的优劣得失，从事自我文化的修正与调整；第二，操之在我的文化选择主动权。强调本土文化面临全球文化冲击与竞争时，应具有充分自主的主动选择权，能够斟酌自己的状况，选择自己向往与喜好的事物；第三，深化自我文化的情感与文化解释。在与异文化接触时，以他文化为镜，重新发现自身文化的特性和优点；第四，文化地方主义的反全球化现象。这是缅怀过去光荣历史、固执自我的形象认定，即使面临挫折依旧坚守自己文化价值的一种“怀乡”情感与态度。面对台湾“全球在地化”的文化落差与文化认同危机，王立文教授提出以儒家文化为基调，建构台湾“全球在地化”的文化认同体系与文化精神符号。

　　刘阿荣教授即表示：“全球在地化”隐含双重概念：一方面是全球化改变了“在地”文化的特色；另一方面，也促使了“在地”文化出现新反思、新诠释，甚至为了凸显“在地”文化，激起“在地”民族主义或族群主义、地方主义的势力抬头。他指出：介于全球化与“在地化”之间最重要的主体，为民族国家的民族主义、国家认同之转化。

　　台本土化无深厚基础

　　“全球在地化”是一个认识、了解、融合各民族文化以及进而保护、宏扬自我民族文化的一个循环过程，并不是排挤、去除、摧毁自我民族文化，因为这就异变为政治操弄人民意识形态而非建构文化认同！台湾目前由政治人物操弄选举的“本土化”与“主权国家”议题，从“全球在地化”的文化内涵来看，台湾政治人物并没有在深厚的文化基础上建构本土文化，反而是不断去除中华文化。民众看电视或是听广播，所见所闻的只有媒体宣传中或新闻报道中的“口号”与“口水”，宏扬民族文化的具体行动却不见了，这是什么本土化？根本是一个操弄选举的假议题！也就是电视中政治人物炒作的“本土化”与“主权国家”议题，生活中老百姓没有感觉本土文化的共同记忆或是感情联系因素，反而是撕裂族群带来的痛苦和不安；与此同时，台湾人民在政治人物做秀而不务民生大计的同时，对物价的飞涨已经产生很大的心理压力。因此媒体中出现的政治人物的“本土化”与“主权国家”议题，不符合“全球在地化”的融合差异文化与凸显民族文化的内在精神。

　　文化认同卷入政治斗争

　　刘阿荣教授指出，台湾可能出现的文化失根危机，他指出：“近一、二十年来台湾的文化认同，由政府政策及部分人士的想象，拟采内外合击之势，将中华文化的文化认同及中华民国的国家认同，转化成为台湾文化或隐含的台湾国”的文化认同与“国家认同”。此种认同想象与真正的全球化、“在地化”、乃至全球“在地化”的主要趋势，并非完全契合的。

　　刘阿荣教授担忧：台湾近年来的文化认同却是运用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外、内双重压力，去消解传统文化，尚未察觉此“本土化”的“认同”能否建立其论述的基础和论述的体系，也未考虑到以本土化作为全球化过程中，能否抗拒全球化下的“文化普遍同化主义”，是否导致“失根效应”或“文化虚无主义”的后果！只求“去中国”（中华文化）之心理满足。台湾威权转型后至今，将文化认同卷入“国家认同”的纷争中，虚耗能量，难以前进的后遗症恐怕难以避免。（胡逢瑛 吴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