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网9月30日电　台湾《经济日报》今日社论指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蒙代尔日前来台访问，有人问他，台湾在两岸互动和国际经济环境中要如何自处？他答，台湾应该也有一两百个经济学博士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可惜的是，台湾的大批学者似乎并没有解决本国问题的本事；害得政治人物和媒体老是要抱着外国来的“大师”，问一些“大师”们其实不见得内行的问题。

　　这种现象我们的政治领导人物、我们的人民、我们的学者以及我们的学术政策都有责任。再这样下去，不只我们的学术发展不起来，台湾特有的各种问题也将难以解决，又如何发展？

　　社论说，政治领导人物的问题之一是，选票和意识型态挂帅，因此听不进去不同的看法；这部分我们已多次批评。政治领导人物的另一个问题是，无知而又自大；因此他们不太愿意虚心请教岛内的小民，更不愿意甚至不知道该认错。面对指责时政客常是不理会、说声谢谢指教、找借口硬拗、甚至反控对方有政治目的。这使很多有识之士不愿狗吠火车，甚至不愿关心国事。

　　政治领导人物的问题大体上也正是台湾一般大众和媒体的问题。台湾人民一样普遍用泛政治化的态度来看待各种政策主张，很多评论都是对人不对事。于是座谈会、公听会都是要倡导自己的主张，许多媒体都是找同一边人开讲，而大众也选同一边媒体来看。这当然就使很多问题无法深入讨论，而台湾人民对问题的了解也就常只限于和自己立场相近的那些信息和意见，而不知道反面的信息。在这种情况下，学者很难公正地讨论问题而又被大众接受。更何况台湾人又多有“远来的和尚会念经”的想法，把外来的人看成无所不能，而轻视岛内的意见。这当然使岛内学者愈来愈没分量。

　　社论进一步指出，“然而远来的和尚”真的比较会念经吗？平心而论，被请来的学者就其专精的主题而言，确常比岛内学者厉害很多，也值得我们请教和学习。但我们却常问他们外行的问题；例如，蒙代尔的专长是国际金融理论，我们却问他台湾有什么优势产业。有媒体用大标题说蒙代尔认为台湾可出口医疗，然而其凭据竟只是一次在台就医的经验，而不是什么学术分析。而那次他得到很好的照顾，也可能因为他是诺贝尔奖的贵宾；所付的价格只有美国的十分之一，则可能有部分是因为台美的医疗和责任制度不同。同时医疗出口也非新发现，20年前就有日本人来台补牙兼旅游，台湾当局六年前竹北生医园区的规划目标之一，就是要提供东南亚高阶医疗服务，而民间业者如秀传医院甚至已盖好要做外国人生意的医院。由此可见台湾人民如何忽视自己的智慧而努力瞎捧外国人。

　　政客和人民有这些问题，并不表示学者没有责任。即使困难重重，学者仍该为台湾思考，应该不怕得罪人地把他认为正确的信息和意见讲出来。然而岛内有这种精神和勇气的学者似乎不多。更严重的是，有这种能力的学者似乎也不多。

　　学者能力的不足，教育和学术政策要负很大的责任。我们的教授升等、长期聘任、研究补助以及学术奖励等制度，都非常偏重学者在海外期刊发表的论文数量。结果很多学者都努力写一些容易发表的文章，例如改变一篇外国文章中非关键的假设而重新推导一次，好像在做练习题一样，没有学术贡献却能发表和升等。这当然也使很多学者不愿研究那些对岛内有用却不易在海外发表文章的问题；因而学者对岛内问题提供研究和意见的能力低落，教给学生的东西也和台湾脱节。

　　当局为政策而进行的研究计划，本可做为吸引学者研究实际问题的工具；然而僵化的政府会计制度和官僚体系，使这种功能也难以发挥。结果这些研究主题常由低阶文官在编预算时就订定，有的不合时宜，有的大而无当。而研究要交给谁做，又常用招标比价来决定，使适当的人不一定有意愿参与。

　　社论最后说，由此看来，要让学者更有能力和意愿研究台湾的问题，我们应该改掉偏重海外论文的学术政策，并且要活用当局研究计划。我们的社会也应提供不情绪化或政治化的平台，让学者们可以有平心静虑以学理和事实来讨论实际问题的机会。政客和大众当然更要放弃只看立场不看道理，以及迷信远来和尚的心态。学者尤其该有勇气依学术而非依自己的政治倾向来提出看法。可惜这些期望似乎又是狗吠火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