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司法院长”翁岳生“特别费”案，最高检特侦组不予起诉。理由是：须单据部分，未查获以他人单据报销；不必单据部分，则因“支出多于报领，无法查出私用”，亦即采“大水库理论”，据以认定无犯罪嫌疑。

　　迄今为止，“公务机要费”弊案及首长“特别费”案，除了吴淑珍（陈水扁为共犯）、吕秀莲、游锡堃、陈唐山、许阳明等人，在须单据报销的部分，因持他人单据报销遭起诉外；只有马英九一人，在不必单据的部分遭到起诉。也只有马英九一人，依法令具领的行为被侯宽仁检察官认定是“欺瞒会计人员进行诈领”；且既不对马案适用“大水库”观念，亦不采“毋庸自证无罪”的原则，更不用说采用南检给许添财的“不必单据部分乃实质补贴”的法律见解。

　　台湾《联合报》刊登社论批评，“检察一体”所产制的“司法”正义，竟是唯独惩罚马英九一人；且是在全案并无急迫性的情况下，坚不同意与其它案件同步侦结，必欲先予起诉。而在第一审法院判决马英九无罪之后，检方仍无视于执法的歧异与不公，又急切地提起上诉。“检察一体”，竟然彰明昭著地出现“多重标准”，若谓背后没有政治因素，或此种执法手段不会发生政治效应，孰其能信？

　　社论指出，起诉后，马英九即完全遵从审判程序，每次均按时出庭；相较于大选对手虽有诸多侦查中的案件缠身，却可不时指摘检方；或者实际主导民进党大选议题的陈水扁，有各种方法拖延“公务机要费”弊案审判；其间的落差，已使“司法”的公信力受到质疑。归根究柢，这皆是侯宽仁检察官玩法弄权的结果。他侦办马英九案，竟致不惜扭曲证人的笔录和被告的意思，必欲予以起诉；而至今“法务部”和检察体系对侯宽仁的玩法弄权行为未作任何交代，实亦是政治介入的另一左证。

　　检察官可以如此选择性地对付马英九；另一方面“司法”却又被如陈水扁者玩弄于股掌之间。在翁岳生不起诉的消息发布的同一天，陈水扁针对高等法院有关他要求台北地院交还“公务机要费”弊案罪证的裁定，提起再抗告。陈水扁是利用“大法官释字六二七号”解释的巧门，在弊案审理中核定犯罪证据和笔录全部都是“绝对机密”，要求法院发还。台北地院驳回其请求之后，陈水扁抗告到高等法院，高院裁定陈水扁声请发还罪证是否“适格”有疑问，陈水扁遂再抗告到最高法院。最妙的是：陈水扁所提再抗告的理由中，竟谓高等法院为作成裁定，依“大法官释字六二七号”解释的要求组成五人合议庭，乃“违反法院组织法”！为陈水扁开巧门的“大法官”们看到陈水扁这种过河拆桥的行为，不知作何感想。

　　然而，不论陈水扁的再抗告理由如何，其利用抗告程序拖延“公务机要费”弊案审理的目的还是达到了。倘若陈水扁将审理一直拖到“总统”大选后，且陈水扁借由“公投绑大选”等待判决有罪确定，陈水扁也会得到特赦。然则，“司法”机制对陈水扁的犯行，岂不是全归枉然？

　　对某甲罗织种手段，主导谢长廷胜选的图谋得逞，则“公务机要费”弊案必然是不了了之，就算成罪，对某乙却吞舟是漏；社论质疑，这是政治网罗，还是现代“司法”？翁岳生在离任“司法院长”时，感慨政治人物践踏“司法”，自称“椎心泣血，痛苦万分”，遭到许多人指责他放马后炮；其实，翁岳生是否放马后炮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检察官和法官有没有“我心如秤”的勇气和节操。翁岳生或许会因自己未被起诉而沾沾自喜，但不知他如何看待与他案情相同、但吉凶迥异的马英九的处境？是否亦有“椎心泣血，痛苦万分”的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