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县下“土城市长”应不应该补选？回顾台湾有关补选不补选的历史，一直是政治层面多于法律层面思考的问题，甚至法律都是配合政治的需要而修改。

　　最有名的例子就是1996年台湾省长宋楚瑜抗议冻省而宣布请辞，按照“省县自治法”规定：省长辞职，应办理补选。但所遗任期不足一年者，不再补选。省长必须依法办理补选。如果省长补选，无论是谁投入补选，就政治层面而言，立即形同于对国民党、民进党两党连手冻省进行公民投票。所以国民党主导的“中央政府”一方面在法无明文规定的情况下，以“立法”精神解释省长辞职应经“行政院”核定方始生效，为不补选的政治考虑找寻法律依据，同时全力动员党内人脉运作，终于让宋楚瑜于来年一月二十一日宣告请辞待命，才化解了一场政治风暴。

　　为了避免争端，以及减少补选的可能，1997年通过的台湾“地方制度法”，国民党、民进党两党甚至将台湾地方自治史上，对于单一席次的地方“行政首长”无须补选的规范，一直以所遗任期不足一年，修改为两年，但仍无法全然消除补选不补选的政治考虑。

　　根据台湾“地制法”规定，地方“行政首长”需补选的法定原因有辞职、去职或死亡三种，除了“行政首长”死亡的情况，如民国八十二年花莲县长张福兴、民国八十六年基隆市长许财利突然病逝，均因遗留任期超过二年，而不能不依法补选外，很多的补选个案，本身就是因为争议而起。

　　2006年吴俊立当选台东县长后，即因台东县议长任内涉及贪污被判刑，经过短期的抗争及诉讼，吴俊立断然辞职，并由前妻邝丽贞获得国民党提名参加补选，并获当选。最近的例子则是一月二十六日的斗六市长补选，2006年二月上任的市长张和平，因为涉嫌贪污为法院判刑，云林县政府依法将之停职，但张和平于去年十一月辞职，并重新投入云林县政府被迫依法办理的补选，且再度当选市长。

　　2000年政权轮替后，民进党借地方“行政首长”先后换跑道的案例不知凡几，桃园县长吕秀莲就任副“总统”，台北县长苏贞昌出任“总统”府秘书长，屏东县长苏嘉全接任“内政部长”，高雄市长谢长廷获任“行政院长”，都因所遗任期不足二年，而得以全部由“行政院”派员代理，这不是巧合，而是精心的政治算计，以避免发生不可控制的政治风险。

　　看看这两例，便知关切代理人属谁的考虑，并非国民党所特有。一个是陈水扁邀请嘉义市长张博雅担任新“政府”的“内政部长”，便在接受张博雅提指定代理人选为条件下的结果。另一是2006年，原规划台南县长陈唐山出任“国科会主委”，却因陈唐山不接受台当局属意的派代人选而破局。

　　还有两个惹人非议的案例，2005年国民党籍的板桥市长林鸿池转任“立委”，台北县长代理县长林锡耀所遴派的代理市长，竟然是一向被视为苏贞昌嫡系人马的“民政局长”张宏陆，年底张宏陆代表民进党参选板桥市长，仍败于国民党提名的江蕙贞。同年，无党籍的云林县长张荣味因案被判刑而遭解职，民进党籍李进勇出任代理县长时特别强调“是法治任命，不是政治任命”，然而年底的云林县长选举由民进党提名的苏治芬获胜，两者之间有无因果关连，恐怕路人皆知。

　　国民党在“土城市长”补选不补选一事上，不容讳言确有政治考虑，也不必替国民党辩护。但在补选与派代纪录上，民进党也是素行不良的累犯，实在不需要跟“一党独大”牵拖在一起。就现实面看，认为“土城市长”应依法补选的人民，应就劳民（四个月内三次投票）、伤财（一千多万元的选务经费）办一次预估投票率偏低（斗六市长补选投票率为三成一）补选的意义何在？提出具有说服力的论述。

　　（作者为政治大学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