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度引发轩然大波的台湾鐽震公司设立案，虽然在“国防部长”李天羽闪电辞职以示负责，以及新任“国防部长”蔡明宪明确表示鐽震公司将在近期内撤销或解散，而使风波可望平息。但是检视鐽震案所引发的波折，却凸显执政团队对重大决策欠缺协调沟通机制，以及朝野政党欠缺共同利益共识的罩门。这种制度性的阙失，如果未能有效的弥补，则不只政党之间缺乏互信，朝野恶斗的乱象难以戢止，台湾利益更将进一步受到伤害。

　　谈到重大决策的协调沟通机制，这本来就是当局施政的ＡＢＣ，协调沟通的对象不只是行政团队的不同部门，也包括与决策相关的民间团体，如果事涉预算经费的编列拨付与法律的修改，则更必须与“立法部门”沟通寻求支持与接受监督。这一套运作机制，即使在过去戒严威权时代，一党独大的国民党也都一直遵循。任何重大决策或法案预算，在行政部门研议阶段，于提报“行政院院会”形成政策前，例必要先由资深的政务委员出面整合不同部会之间的歧见。而后在要移送“立法院”审议立法之前，则又必须透过执政党的“中央政策会”，分别听取党籍“立委”的意见并寻求支持，有时甚至也事先征询非执政党“立委”的意见。而在经过一套繁复的事前沟通协调机制后，不论是预算案、法律案或台当局重大公共决策，自然就较能顺利的付诸实施，并因过程的集思广益而确保决策质量。

　　国民党执政时期这一套行之多年基本有效的决策协调沟通机制，于2000年政党轮替后，似乎也一并被轮替掉了。当然，民进党当局没有义务要照单全收前朝遗留的决策运作模式，而尽可发展出一套有别于往昔的运作模式。但是不论如何运作，协调沟通本来就只是一套中性的运作工具，一党独大的国民党在执政时期都要注重事前的协调沟通，主宰力远远不如的民进党，在“立法院”从未取得过半多数席位的执政党，其实更需要强化协调沟通机制，否则不只政策难以推动，更将难逃闭门决策之讥，以及导致政令决策难出“府院”大门的难堪境遇。

　　道理虽然如此浅显明确，但实际的运作情形又是如何呢？综观近八年来民进党执政期间，不只许多重大决策未能事先与“国会”多数的在野党做事前沟通，最著名的例子就是二千年时率尔的片面宣告核四停建，甚至连同为执政党籍的立委也一再抱怨行政部门的决策与法案通常并未事先与“立院”党团沟通协调或照会，而只会一味的要求党籍立委支持护航。

　　于此，值得进一步探讨的，就是民进党当局何以如此的反其道而行？纵使主观认定在野党就只会杯葛，那至少也应在同党之间建构良好的协调沟通机制。更何况在国会居少数的政治现实下，拒绝与国会多数协商沟通，引发反弹对抗其实也就不足为奇了。然而，我们看到的却是，执政党事前不协商沟通，再把法案遭搁置、预算遭冻结归咎于在野党的野蛮杯葛。如此这般自然只会激化朝野对立，不只影响施政的顺遂与质量，同时深化朝野之间的猜忌。鐽震案执政团队刻意回避“国会”的监督，引爆在野党利用质询权大爆鐽震的内幕，固然使鐽震必须黯然早夭，对外军事采购的“国防”机密以及活化军品内外买卖与技术移转的机会之窗也一并受到伤害。因此检讨起来，鐽震案的发展，最后结果确是造成执政威信与台湾的双重伤害。

　　回顾民进党执政八年来因不愿承认在“国会”朝小野大的政治现实，将决策形成所不可少的事前协调沟通机制弃之如敝屣，闭门造车干纲独断的结果不是激化朝野对立使施政改革大打折扣，就是在一意孤行下使决策质量与执行绩效大打折扣。八年的执政拿不出象样的政绩，也让谢苏的竞选气势低迷不振，前车之鉴，选举后不论哪一阵营执政，建构有效的协调沟通机制，实为主政者不能轻忽的施政要务，否则核四案、鐽震案恐将一再上演，削蚀台湾的整体利益与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