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联合报》今日刊文说，领据特别费究竟是公款或属私款性质的“首长实质补贴”，是检审间重大争执点，更将重大影响未来侦办类似案件的结果。台“最高法院”24日对马英九特别费案的确定判决，认定这并不是“首长”法定薪俸以外的“实质补贴”，影响深远。
判决指出，领据特别费是公款，使用上须符合因公招待、馈赠及相类的酬应、奖赏、捐输等目的，不得做为私用。从二审判决所认定的事实可知，“行政院”于1952年建立特别费，特别费全部须检据核销，直到1973年因“首长”有无法取得单据的困扰才改弹性处理，特别费半数需单据，半数无须单据(以领据具领)，直到2006年再改为全数需单据列报。
二审将领据特别费认定是“定额概算型的费用”，“最高法院”则认为特别费是公款，均不得私用，不是特别酬庸，也不是实质补贴，二审的见解虽有瑕疵，但不足以推翻马英九不构成贪污犯罪要件的结果，因此未撤销原判决。
至于马英九以领据列报的特别费，是否须申报所得税及申报财产；“最高法院”则认为，这和马英九是否贪污没有关系，也不能作为检察官上诉的理由。
该文指出，“最高法院”判决也指出，检察官指摘二审判决“首长以领据具领特别费后，特别费已丧失公款性质，而属于具领的首长所有”，这只是二审用语的瑕疵，不足动摇原判决结果。
此外，“法务部”就特别费属实质补贴的见解，“最高法院”认为是全台最高法务行政机关(“法务部”)的法律意见，不能用来认定马英九有无被诉贪污犯罪的证明文书；二审判决虽然误认该项意见有证据能力，但未用于认定事实，不会影响判决结果。
两新见解 其它涉案人能受惠？
此外，台湾《中国时报》分析稿件指出，“最高法院”从回复特别费设立本旨立论判马英九无罪定谳。受瞩目的见解，是法官衍生、扩充特别费的“因公”支用的范围，使“首长”不仅可因“公务”所需支用特别费，也可因“公益”所需捐输特别费。其次，是法官厘清特别费设立本旨，所谓“特别酬庸”或“实质补贴”作法，是陋习，并非行政惯例或行政习惯法。
“最高法院”所揭示的两项见解，所拓宽的路，虽然不如“特别酬庸”或“实质补贴”可以私用那么宽广，但对于审判中、侦办中的朝野二百位高层政治人物，仍有其积极影响意义。
文章分析说，首先，谈特别酬庸或实质补贴说，有本质与“首长”误认之别。“最高法院”是厘清特别费的本质不是“特别酬庸”或“实质补贴”，固然断了一条“特别费大赦”之路，但并未阻断“首长”积非成是的误认、无违法性认识的无犯罪故意之路。其次，“最高法院”将“因公”的定义，由“公务”扩充至“公益”，范围大多了。
一般“首长”使用特别费大都用在因公务所需的招待、馈赠或奖赏，但甚少用在“公益捐输”上，马英九大概算是罕见的特例。
如今，“最高法院”拓宽这么一道门，究竟有多少涉案“首长”能够适用，还很难说。不过，门宽多了，确是事实，若再参照上述积非成是的无违法性认识，即使无法完全解决特别费案争议，至少能提供审判中、侦办中案件的衡量准则。
该文说，本案不论是检察官疏于研究如何上诉三审，还是迫于绿营舆论压力虚应故事，上诉攻击乏力确是事实。此一事实，导致“最高法院”在本案中所回应、阐述的特别费相关见解，也受了相当限制。
因此，假若“最高检察署”甘服“最高法院”，愿意奉此为圭臬，作为侦办准则，一切皆休；若有不服，争端势必再起。更严重的是，“最高法院”是以程序性判决本案，并非实体判决，也就是说，马英九案的确定判决并非“最高法院”，而是“高院”。“检察总长”即使有意提起非常上诉，以统一法律适用，也只能针对“高院”判决提起，因此，此路可说走不通了。
剩下的途径，只能期待日后“最高法院”另一庭审判另件特别费案了。即使如此，届时另一庭的见解是否相同，也是未定之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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