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岛内政客为一己私利，不断操群，撕裂社会。2004年“320”选后，族群矛盾空前激化，引起岛内外高度关注。8月1日，民进党“新潮流系”中生代“立委”、“新文化论述”执笔人李文忠在“新系20周年会员大会”上发表“族群与国家认同”专文，站在“台独”立场，探讨了族群问题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发展趋势。本栏摘登该文主要内容，以供参考。
在政治层次中，外省族群与本省族群内心都充满不安与疑虑。其中外省族群的不安主要有4个因素：
首先，外省族群对中华文化的依存感和对“中华民国”的认同感，在自蒋经国晚期，岛内结合民主化运动所同时发展出的“本土化”论述的过程中，并未得到可转托安全感的替代对象。
其次，绝大多数外省朋友并未投身或声援民主运动，面上也鲜少外省籍代表性人物，使外省族群常隐含着outsiders(局外人)的心态，对变革结果仍带有疑虑与不安。
第三，蓝绿阵营部分领导者皆有着排他短视的诡计权谋与私利动机，借族群嫌隙赚取利益，更加深了外省族群的不甘与鄙视。
最后，部分外省族群虽认同去威权化的“民主化运动”，但并不能接受随之而来“去中国化”的“台独运动”。
与此同时，本省族群也充满了不平。首先，台湾“民主化运动”是以反支配、反霸权的相对弱势位置来进行斗争，所以难以体贴优势者——外省族群的不安与焦虑。
其次，本省族群仅是争取在制度上与机会上的平等正义，并无意而且事实上也没有造成新的权益优惠与特权位置，亦因此对于外省族群在过程中的相对剥夺感不易体会。
第三，外省族群仍保有精英情结，并掌握文化诠释、大众传播上的支配性优势，将“民主化运动”指责为民粹动员，并对选举结果不甘心，将“本土化运动矮化为偏狭的、岛国的、反全球化的、民粹的住民自决运动”，对“本土化路线”的台湾前景不予祝福。
最后，对台湾而言，真实且持续崛起的中国，在经济上商机诱人，在政治上充满敌意，本省族群对此不免疑虑。
在文化层次上，外省族群视博大精深、播及四海的中华文化为正统，而台湾文化为继承于中华文化之下的支脉。在长期稳定的统治环境下，这套中华文化母国想象不仅渗透在外省族群内，也对本省族群有着或大或小的影响力，以致于在族群想象所衍生下的国家想象里，本省人与外省人皆无法对“中华”、“台湾”作一切为二的区分。而崛起的“本土化运动”本身也内含着一套“台湾文化母国”的想象，认为台湾这片土地已融合出极具开放性与冒险性的台湾文化，含括并转化了中华文化。所以台湾文化是主体或核心，中华文化仅为重要元素之一。有中华文化母国想象者有朝向国家统一、社会融合方向发展的欲望。若中国经济持续发展或政治民主化，则朝此方移动的人数可能增加。相同地，若台湾“本土化”教育持续深化、生存环境(社会福利制度、生活品质等)更具人性、或经济景气上扬，都将使认同位置反向移动。
政治层面所导致的族群间不安与疑虑，加之中国和华人社群的存在、台湾特殊的族群比例结构，让任何一套“文化母国想象”持续发展，都会将另一族群边缘化，形成边缘危机。对较具“台湾意识”的本省人来说，中国国力的崛起，势必带起大中华的整合，这将使台湾在以中国为首的华人社会中形单影孤，“本土意识”并将在唯中国马首是瞻的华人世界中成为逆流。另方面，已对政治争斗过程高度反感与不安的外省人，更担忧在“本土路线”下恐将变为少数，担心在狭隘与排他的福佬沙文主义下，将被切断与中华文化的脐带，以及失去未来竞争的文化利基。
就当前“国家认同”中的“国家实体认知”来说，不同政党或族群间已彼此拉扯妥协达一致共识，也就是皆臣服在“民主化的正当性”之下，接受以“公(国)民主义原则”作为最大公约数：“主权方面，两岸互不隶属，台湾(中华民国)是个主权独立的国家﹔领土为台澎金马，不包含外蒙古及中国大陆﹔人民为2300万，并非13亿人口：政府为依宪法经民主程序所产生，并非北京当局”。但在此认知之下，不同立场及族群仍保持着迥异的情感因素、好恶强度与容忍程度。而这种冲突的真正根源在于对史观诠释的差异、对家族与个人生命遭遇的不同、对反对运动与“本土路线”参与的深浅，所以形塑出不同文化意识，并在着眼未来时，投射出不同的发展想象。
解决族群问题的方案，包括“降低彼此间的不满与不信任”、“控制外省人在认同光谱的移动因素”、“降低双方的边缘恐惧”、“以‘公(国)民主义’作为台湾主体认同的最大公约数”等。
其它影响族群问题的因素有5个方面。其一，人口因素。外省第一代每4年以8万人锐减(以13％人口比例推算)，并由外省第三代“首投族(首次投票族)”19万人替换，来往相差27万。新增的第三代较第一代深具台湾意识，故族群矛盾在一、二十年后势必趋缓。其二，中国因素和美国因素，亦即两岸经贸实力的消长、政治气氛的绷弛，都将牵动外省族群的认同倾向，而美中关系改善时，部分外省人将加大对中国憧憬。相反地，台美友善时，将较利台湾内部整合。其三，“台独运动”的推进将加深外省籍对台湾未来走向的忧虑，甚至逼使此一族群进一步向中国靠拢或离开台湾。但与“台独运动”相关的台湾“本土化”发展，将使新生代外省族群增加对台湾的情感与认同。所以长期而言，“台独运动”仍可加速新世代对台湾的融入。其四，“宪改”工程。若“修宪”进展不顺，恐诱发社会甚或当局发起“制宪运动”，此结果必将造成政治紧张、社会对立，加深族群裂痕。但即使“宪改”过程纷扰，对创造未来取向、同中存异、新而合一的台湾主体意识也将亟具贡献。
所以，对族群问题来说，将是“短空长多”。最后，陈水扁的立场路线影响犹大。而选后陈水扁关切的焦点已从争取连任转向确保历史地位，目前有4个历史定位，包括推动“新宪”，50年内不需大规模更动﹔以直航等经贸政策轻松打开中国大门﹔奠基民进党长期执政的基础，“泛绿大执政”的第一人﹔成功“正名”或宣布“台湾独立”。此4者效益类似，但第4者风险与成本两者皆高，而前3者将驱使陈水扁转向温和路线。
(原载2004年8月2日台《中国时报》，标题重拟。)
《台湾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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