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英九特别费案出现了新的争议。辩方比对证人吴丽洳的侦讯笔录和侦讯录音，发现在关键问题上有极大出入，因而指侦办检察官侯宽仁笔录造假，入人于罪。
台湾联合报今日刊登社论说，辩方的指控等于否认了笔录的证据能力，检方若仍主张采用证人吴丽洳侦查中的笔录为证据，即须证明笔录内容与录音相符。因此，事情的真相只能由审理法官当庭勘验录音与笔录，以明是非，并决定如何解决争议。
然而，由辩方整理的录音文字和笔录比对看来，二者内容可谓天差地别，笔录所示的证人证词是马英九施行诈术取款，录音内容则是证人根本没有说过这样的话；此笔录及录音之差异若经法院勘验属实，则侦办检察官侯宽仁必须承担法律责任，无可逃逭。
刑法第一百二十五条规定，有追诉犯罪职务之公务员，明知为无罪之人而使其受追诉或处罚，要处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然而，法律虽然这样规定，但要证明承办人员“明知”为无罪之人，那是难上加难。这就是为什么检察官起诉案件常有严重背离常识的情况，但却未有检察官以本条罪名判刑的原因。然而，本案若侯宽仁扭曲证人的证词到了如此不可思议的程度，则其是否已符合“明知”的要件，恐怕即有斟酌的余地，至少侯宽仁必须接受调查，给社会一个合理的交代。
社论指出，侯宽仁或检方就此事件的说词有二：第一，证人是看过笔录才签名的，如果笔录的内容与其意思不同，为何会签名？第二，笔录只记载要点，不会记全文，辩方若听完全部录音即知未扭曲证词。但稍有实务经验者都知道，这两点说明其实是检察官惯用的手法，不足为凭；否则，刑事诉讼法就不会明文规定，证人在侦查中向检察官的陈述，于显有不可信之情况时，不能采为证据。证人笔录与录音内容不符，当然就是显有不可信的情况。
更进一步说，依通常实务经验，被告在陈述完毕后，较会详看笔录内容（比率其实也不高），而证人在证述完毕后，会要求详看笔录者，则是少见。所以，检察官以证人已签名来支持其笔录记载的说法，乃是矫饰之词。再者，检察官指称笔录只记要点云云；但无论如何，所记要点总不能与证人陈述的意旨相反。若谓只记要点的结果是：证人说“我完全不记得了”，改成“是的”；证人说“不清楚”，改成“是没错”，这还能算是合法侦讯笔录吗？再说，侯宽仁如今辩称证人是以点头回应，但岂有明明口中说“忘记了”却点头，明明口中说“不清楚”也点头的道理？
台“法务部”颁行的“检察机关办理贪污案件应行注意事项”的第十九点规定：“对被告的自白、证人的陈述，应注意其陈述是否完整，有无矛盾之处，并搜集补强证据，以察其是否与事实相符。”依此规定，对照辩方提出的侯宽仁侦讯录音整理全文，则侯宽仁不但屡屡打断证人陈述，又不载明关键证词的全文，甚至自问自答，擅将证人的意思作颠倒是非的更改；如此作为，侯宽仁是否违法应负刑责姑且不论，其违反办案原则已无可争议，至少应受行政惩处。因此，只要法院勘验录音的结果与辩方整理全文的结果相同，“法务部”就须对侯宽仁行政责任的部分先做出处分，再研议有无刑责。
社论最后指出，侯宽仁侦办马英九特别费案，一开始就拒绝南检统一见解的要求，坚持先结案起诉，造成南北检方见解不一，办案出现不公平，可谓已经闯出大祸；如今，竟又出现证人笔录内容与录音截然不同的争议，更有罗织成罪之嫌。种种异常情况，使人不能不产生办案有特殊政治动机的怀疑。事到如今，在法院勘验结果出炉后，若证实辩方所言不虚，检方上级必须就侯宽仁的责任作出明快处置，以挽救检方信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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