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中国时报》6月16日发表特稿说，此项“宪法”解释，不论其内容如何，业已开启一项并不值得鼓励的先例。“大法官”认定本案是陈“总统”与审理公务机要费刑案中要求“总统”说明的台北地方法院，因公务机密特权发生争议，并且据此受理本案申请，释字第六二七号解释，虽然未以“司法”裁判的形式做成，其内容却是针对地方法院审理中的案件量身裁衣，指明“总统”可以不服法院关于公务机密拒绝证言的决定抗告，俨然已是上级法院的口吻。此例一开，日后任何当局机关在“司法”审判程序中与审案法官发生行使职权适用“宪法”的争议，均可不顾法院程序尚在进行，径行申请“大法官”解释，试问此后法院还能不能对于行政机关之行为“司法”审查？审判程序未竟，又不是上级法院，“大法官”竟然直接用解释指导法院如何审判，当事人如何对抗法院的决定，若谓不是专为“总统”量身订做的“宪法”解释，其谁能信？若谓没有做到绝对尊重地方法院审判独立的“司法”精神，有何不宜？

　　文章认为，以本件解释的内容而言，在阐释“总统”刑事豁免权的部分，“大法官”不依“总统”升高喊价筹码的请求，拒绝变更释字第三八八号解释，只以刑事豁免特权是暂时性的程序障碍；也拒绝扩张诠释其范围，不许豁免权延伸至第三人，更不及于“总统”于他人刑事案件中担任证人之义务，均为中肯的解释。解释中说明豁免特权原则上不得抛弃，但若个案中经“总统”判断而自愿配合为证据调查，则应认为“总统”并不以为有伤尊严或妨碍职务，并不“违宪”，见解亦有独到之处。

　　可是，解释中斧凿痕迹甚深的地方，也不只一处。现行刑事诉讼法制中并无“总统”可有抗告的特权，“大法官”不仅指示“立法院”应以“立法”加以规定，更两度于解释中自行创设其抗告程序，连合议庭的人数为五人都予以明订，谓之为解释“宪法”，则不知是“宪法”那一项条文的产物；谓之为解释法律，则其实已经与“立法”行为无异，早已逾越了“释宪者”身为“司法者”的权力范围，解释“总统”的特权，形成创设“总统”的特权，恐怕难以避免伤害“大法官”的“司法”信用。

　　文章指出，不但如此，“大法官”还在解释理由书末尾说出法院审理个案涉及“总统”业已提出之信息，如果尚未经“总统”依法核定为公务机密者，“总统”一旦于诉讼程序进行中改将其信息核定为机密，则法院仍应依保密程序续行其审理程序。明眼人均一望即知此为针对公务机要费之案情而发，而且“大法官”们显然已经成为“总统”的军师，为“总统”如何利用机密特权对抗法院下指导棋，“释宪者”降尊纾贵，不计身分，使用“释宪权”实质上为“总统”提供具有拘束力的咨询意见，令人大开眼界，也足以瞠目结舌。

　　“大法官”终究不免配合“总统”应付法院法官的权力诱惑，台湾的“司法”，也许还有一段长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