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稀记得十年前香港一位老诗人写的《回归吟》：“长袖何妨任卷舒，殷勤北望识盈虚。好将爱国怀乡意，谱入天声耀史书。”也没有忘却另一位作家在《近乡情却怯》一文中的慷慨：“香港文学的创作路线，一定要介入中国的命运，一定要喊出中国的未来，一定要赴汤蹈火，然后才有机会飞出火凤凰。没有游离于中国的香港文学

　　时间本身具有易先入为主为以实求实的那种改变的力量。十年过去了，“城”未失，“港”未空，尽管人群和作家中间意识深处仍有亲“左”或亲“右”，但一旦“直把杭州作汴州”，就不再“东”张“西”望，不再“左”顾“右”盼，惊魂已定，变得务实多了，也就有了对香港这座曾被殖民的城市、这座中西文化和思想交汇的都会的重新回顾、反思和剖析。

　　书

　　作为一座城市，香港不同于北京、上海、台北，其文化有鲜明的混合语境现象，其文学以城市文学独步中国文坛。细作思量，世界上东西两个国度的文化，竟因历史的荣辱而在这里交汇撞击；璀璨的“东方明珠”和国耻的“洋人租地”，现代化的高楼巨厦和香火化的庙宇神龛在这里叠映并存；土生土长的文明和南来西迁的文友，学术殿堂的严肃对谈和商市艺坛的消遣煽情，也在这里“太平共处”。十年前香港文学中关于城市生活的书写，多离不开饮食男女，情感纠葛，家庭恩怨，性别情仇等等的内容，也不无通俗文学、大众趣味之渲染；这十年来，城市文学的一个变化，就在于一些作家并不满足于浅表层面的浮世绘，而是通过挖掘更深更细的信息，不单引发集体的怀旧，也找寻家园的依据，保持城市化文脉的延续。香港的一街一墙、一砖一瓦藏有几代人的记忆与认同。董启章的《地图集：一个想象的城市的考古学》，以反遗忘的叙事方式想象历史，不过，小说并非停留在一般地再现社会风貌、世态炎凉和历史事件，而是通过繁胜的考掘和阅读地图，去呈现历史，去艺术地证实“维多利亚城是一个被虚构出来的城市”，“城市的地图，亦必然是一部自我扩充、修改、掩饰、推翻的小说”，正是这种虚构性，酿成了香港这座城市的多元性和“香港故事”的多样性。曾经自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起居港十六年的“过客”施淑青，离港前最终完成的《香港三部曲》之第三部《寂寞云园》（前两部为《她名叫蝴蝶》、《遍山洋紫荆》），延续了一位广东东莞女子沦落香港后的命运。主人公黄得云，从倍受凌辱到飞黄腾达，小说借助大量文献史料所作的殖民者和殖民地互动关系的书写，折射了香港的百年沧桑，那也是从庶民、从女性的视角为人们留下这座城市的殖民记忆。值得注意的还有陶然，他在长篇新作《岁月如歌》（2001年）中展开的跨城市书写。这部小说表面上是两地男女的爱情故事，作者让主人公陆宗声在历史与现实、香港与北京之间穿梭闪回，岂料“爱”在不合适的时空出现，“中年是下午茶”，只能留下对青春已逝、人生苦短的叹息，无疑也是作者超越“城市”意识而对生命的敬畏和根性的彻悟。

　　人

　　香港从未因殖民统治而对中华文化有所“疏离”。香港也有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文学创造。这里文学界引以自豪的是文翁、文公、文星多多。文化人往往称八秩者为文公，逾九秩则谓之文翁。饶宗颐老先生年届九十，被池田大作称为“东方的达·芬奇”，是一位学艺双携的奇才。六岁时有文坛宿儒以豆制特产“姑苏香腐”出谜，让他猜唐诗一句，小小年纪不瑕思索地脱口而出“吴宫花草埋幽径”，落得举座皆惊。说到自己的名字，饶翁说：“我父亲想叫我学习周敦颐，希望我做一个儒家人物。”他后来画了很多荷花，是受周敦颐的名篇《爱莲说》的浸淫。有“莲花宝地”之称的澳门，去年11月还专门举办了“普荷天地——饶宗颐九十华诞荷花特展”，展出了饶翁近四十年的书画精品。自然，饶翁的主要成就还在文学与学术方面，诗书画、文史经、儒道佛乃至敦煌学、甲骨学都有精研细论。除中文外，他通晓英、法、日、德、印度等多国语文，也是第一个提出“海上丝绸之路”的概念的中国学者。饶翁从文执教七十年，现为香港大学终身教授，虽年事已高，但作息、饮食一切如常，仍痴迷于读书和著述。还有两位同庚九十的文翁，一乃曾敏之，二乃刘以鬯，也依然神采奕奕。曾翁早年以《大公报》记者身份写的长篇独家报道《周恩来访问记》，以诗笔写诗魂的《闻一多画像》，堪称名篇佳构饮誉文坛。晚年的他，在散文、随笔、诗词、游记领域援笔驰行，同时致力于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的推动，去岁登黄山，今春看云台山，均有诗文留痕。刘翁毕生著文达二千多万言，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的《酒徒》，开中国当代文学意识流书写之先河。八十年代中期起主掌《香港文学》十五年，如今退而不休，时有文章面世，还提出各地区华文文学应环环相扣结成一条拆不开的“文学链”的高见。他和曾翁同时被推为不久前成立的香港·世界华文文学联会双会长，当属众望所归。说到文公，自然不能不提八十有三的金庸。此公人称新武侠小说大师，但他壮心不已，奔剑桥，赴北大，读了硕士复攻博，研文史，抱国学，实为他创作新篇和华山论剑继续“充电”。可以想见，有这么几位文翁文公仍在领军拼搏，董桥、海辛、蔡炎培、彦火、颜纯钩、陈娟、也斯、黄国彬、钟晓阳、黄碧云、李碧华、黄仲鸣、西西、周蜜蜜、刘绍铭、壁华、黄维梁、秦岭雪、梅子、蔡益怀等等一拨又一拨的后来者，谁敢在笔耕上稍有懈怠？

　　事

　　曾几何时，港英对香港的中文文学实行所谓的“三不政策”，即不提倡、不承认、不给任何资源，让你自生自灭。“九七”以后，特区政府在支持繁荣中文文学方面加大了力度，广大香港作家的文学精神也从未走失，因之，即便是受商业化、网络化的冲击而处于边缘，即便是历经金融风暴、SARS苦痛而伤过元气，但推进中文文学与学术的努力一直坚持了下来。尤其是近几年来，以香港文学与华文文学的再生和自信为核心话题，在这里有蓬蓬勃勃的文学与学术活动之开展。举其要者，有“东亚文化与中文文学国际研讨会”（岭南大学），“数风流人物访谈录”（香港电台），“文学月会”（香港公共图书馆、香港作家协会），“香港国际文学节”，“香港城市文学节”（香港城市大学），“20世纪中国文学回顾与21世纪展望国际学术研讨会”（香港艺术发展局），“历史与记忆：中国现代文学国际研讨会”（香港中文大学），等等。香港浸会大学还特别创设了一座“国际作家坊”，近三年来延揽了四十多位名家，既讲学、创作，又辅导学生，使这座大学成为作家最密集的场所，也成为培养香港文学新人的摇篮。

　　香港本土文学原有的影响并不见大，远不如武侠电影、流行歌曲早就打入国际市场。这十年来，由于“背靠祖国，面向世界”的平台更为坚实，一方面，香港作家与内地的交流合作日趋频繁；另一方面，香港本土的创作越来越受到国外的重视。以近期为例，法国国家科研中心研究员安妮·居里安就选译了一批香港当代小说，以《鐘与龙》为书名在巴黎伽俐玛出版社出版，入选的有梁秉钧、陶然、海辛、辛其民、林荫、王璞、崐南、罗贵祥、董启章、心猿、刘以鬯、西西的12篇小说。序言如此写道：“在具体（鐘）和抽象（龙）之间摇摆不定时，难以分辨什么属于东方，又什么属于西方。”鐘与龙之综合，象征着混合复杂的性征，这正是对香港本土文学的个性创造的认可。韩国釜山大学的汉学家金惠俊也紧追其后，以《寻人启事》为书名，结集翻译了黄静、刘芷韻、雨希、何嘉慧等八位香港本土七十年代后出生的年轻女作家的短篇小说，这群有一定学养的女性写手，以对社会问题和日常生活的情理独思，以细密、灵动、感性的笔墨，发掘女性人生命运隧道中的些许光亮，呈示了“九七”以来香港文学的新进展。

　　对于香港文学，以往曾有“文化沙漠”之不屑，复有“粗疏庸俗”、“文理不通”之讥评，事实证明此类论断未中肯綮。观香港文学的独特性，看来还需要从地方特色与语言习惯着眼。香港人的语言出于中古粤语，文化属岭南文化，作为国际性大都会，其文学能出奇处，正在于不中不西、亦中亦西的书写。胡适当年在《国语运动与文学》一文中认为，除国语文学外，尚有吴语和粤语两种方言文学值得发展，“几百年来，广东的诗、曲、散文、戏剧等，有文学价值的很多，能够去发展它，又可以表现西南一部分民族精神出来的”。文化载体有跨地域性，但愿和而不同，大可不必以“中原”标准去强求一体。台湾著名诗人兼编辑家痖弦自认香港文坛培养过他，最近访港时动情地说：“香港这个地方很有意思，要她多洋就有多洋，要她多土就有多土！香港在与世界接轨的同时，没有忘记中华传统文化，频频回首，配合得非常成功，在民间保存了强韧的本土文化生命力。”可以相信，香港文坛穷达，仍有可发展的空间，总由浮世见精神，更珍惜创作自由，如同风里旃檀，播扬香烈。如果说，十年前水阔山遥立尽斜阳没有空识归舟；那么，十年来屡变星霜文期诗会浪里更添新声。 （本文作者为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