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一二十年代，海上有一文虎团体，曾盛极一时。它名为萍社，取萍水相逢之意。一时才俊，无不毕集。小说家有孙漱石、徐枕亚、陆律西、施济群等，文艺家有步林屋、王均卿、姚劲秋等，书家有天台山农、七子山人等。或角逐争胜、或把袂言谈，名士风流，极富情致。而当时年才弱冠的陆澹安，就极为引人注目，是萍社五虎将之一。射文虎虽是一种文字游戏，但它对猜谜者的要求颇高，既要对古代儒学典籍和文学作品相当熟悉，亦必须思维敏捷，能触类旁通，举一反三。

　　擅文虎的陆澹安不久即以侦探小说《李飞探案》闻名于当时，是书被郑逸梅赞为“思想缜密，布局奇诡，使人莫测端倪，大得一般读者的欢迎”。

　　作为一名侦探小说家，其小说研究之作《说部卮言》亦独具特色。这本书收入了陆澹安关于《水浒》、《三国》、《红楼》和《儒林外史》等几部古典小说的研究专著，其中一大特色就是“喜欢捉人家小说里的漏洞”，以侦探的眼光，将小说中的疏漏脱节处，“一桩桩的替他捉出来”。

　　为何要捉名著的“漏洞”？

　　“澹安少时，任侠好义”（周瘦鹃语），他“性急如火”、“善怒”，被友人誉为“天空星急先锋索超”，说他“猛且勇，急先锋，一枝秃笔逞威风”。他素有智囊之称，朋友遇到疑难不决之事，往往会请他想办法。在萍社时，陆澹安曾别号琼华馆主，因近视，常年戴着一副眼镜，社友王毓生则戏称他为琼华眼镜。

　　陆澹安在《李飞探案》中塑造的侦探李飞形象，颇有他本人的影子。《夜半钟声》中有一段对李飞形象的描写：

　　大门一开，却进来一位精神活泼的少年。那少年不过二十左右年纪，戴一副罗克式的玳瑁边的眼镜，披着一件厚呢的大衣，左手插在衣袋里，右手却拿着一顶哈德门呢帽。

　　李飞既有读书人文质彬彬的气质，又有敏锐的观察力和严谨的逻辑推理能力。作为一名非职业的侦探家，李飞为何探案呢？李飞在《古塔孤囚》中如是说：“侦查案子，身体上果然很劳苦，或者还很危险，但是，揭破了人家的黑幕之后精神上却很愉快的，况且这也是保障人群的勾当。”探案既能满足自己的好奇心，又有益于人群，何乐而不为？

　　李飞探案，凭借的是敏锐的观察力和缜密的逻辑推理能力。而澹安读小说，亦是目光如炬、心细如发，能在细节处发现破绽，颇受时人赞誉。郑逸梅曾戏以竹林七贤喻《金刚钻报》诸人，将陆澹安比作向秀，称“向秀清悟有远识，注《庄子》，妙行奇致，大畅玄风。而陆澹安君读书别有识见，为《旧小说之研究》，素所脍炙人口。向秀有知，当引为知己”。

　　对于古典名著，虽然心之爱之，却并不顶礼膜拜，而是以侦探的眼光，来“寻瑕索疵”，澹安此举，显得颇为另类。

　　然而，读书贵在多思善疑，“寻瑕索疵”，既能显自家独到眼光，训练自己的观察力，又紧密围绕小说的情节设置、人物塑造、环境背景等基本要素着眼，正如陆士谔所说：“吾家澹安评论小说，从情节合理与否、文字优美与否着眼，真是善读小说者。”

　　马二先生的银子

　　在《〈儒林外史〉研究》中有如下一段话：

　　第十四回马二先生为了蘧公孙的事，垫出九十二两银子。后来蘧公孙回家，马二先生向他说明后，恰巧第二天马二要往杭州游玩，蘧公孙便封了二百两银子，备了些熏肉小菜，亲自到文海楼送行。可见那九十二两银子，蘧公孙早已加倍奉还马二了。但是后文马二先生游西湖，书中说道：“……望着湖堤上，接连着几个酒店，挂着透肥的羊肉……马二先生没有钱买了吃，喉咙里咽唾沫。”第十五回马二先生向洪憨仙道：“晚学在嘉兴选了一部文章，送了几十金，却为一个朋友的事，垫用了去……寓处盘费已尽，心里纳闷，出来闲走在……”照此语气看来，似乎他所垫的九十二两银子，蘧公孙并未还他。那末临行时所送上的二百两银子，究竟哪里去了?前后对照，似乎有些矛盾。（《说部卮言》395页）

　　不晓得有多少读者会像陆澹安这样，记挂着马二先生银两的去向。我想大部分读者都不曾留心于此。带着“马二的银子去了哪里”这样的疑问读《儒林外史》，应该是种焦虑的体验。倘若是在书场中，陆先生完全可以向说书人发问，机智的说书人说不定会插入一段比如马二先生的银子被××骗走的故事和听众互动，博得满堂彩。

　　可惜，这不是书场。陆先生只能带着疑问读下去，而种种疑问却越积越多。譬如，月尽的日子，如何会有一轮明月升上来？秋末冬初时节，怎会有卖菱角的船？这些尚属小的疑问。更多的是由于《儒林外史》“驱使各种人物，行列而来，事与其来俱起，亦与其来俱迄”（鲁迅语）“集碎锦”式的写法，诸如年份、地点、时令之类的矛盾错乱及疏漏不可避免，陆澹安为之一一指出，不可不谓目光如炬。

　　第二十五回收束处，写向知府被委赴宁国府摘印事。凭空加这一小段，与前后文毫无关系，似乎应当删去。（按书中着此一段，只是为二十五回收束处作一惊人之波澜耳。但凭空加入太不自然，不如删去之为愈也。）（《说部卮言》395页）

　　在书场中，穿插一段故事，只要说得精彩有趣，往往不会引起听者的反感。而在小说中，过多的无关紧要的穿插，则往往会破坏小说结构的有机性。问题在于，《儒林外史》本身即是“仿说书人体例所写的一部讽刺士林官场和市井的小说，它未必在书场里让说书人讲述流传过，可是由一个角色衔接另一个角色，带出另一段故事的转折递渐之法，却将书场中闲话闲说、挟沙跑马的功夫发挥到极致”（张大春《小说稗类》，190页）。“闲中生色”是《儒林外史》的特色，严谨的结构和精妙的布局也许并不是吴敬梓的美学追求。

　　《儒林外史》独特的写法使得有些小说人物会如黄鹤杳去。没有一一交代结局，也未必是一种疏漏。对于大多数读者来说，视点也已从一个角色转移到另一个角色。

　　《儒林外史》刻画人物“烛幽索隐，物无遁形”（鲁迅语），布局结构看似不甚讲究，而能“前后顾到、处处贯穿”（澹安语），实在一部优秀的著作。捉《儒林外史》的“漏洞”，并非是对其小说艺术的否定，相反，对优秀之作“寻瑕索疵”，才更有挑战性，这也是陆澹安以侦探的眼光读书的趣味所在。而“粗枝大叶”缺乏侦探眼光的读者，将小说闲闲读过，不求甚解，那是另一种趣味。

　　张翼德大战长坂桥——历史小说中虚构的尺度

　　《〈三国演义〉研究》中写道：

　　书中写张飞乃是一介武夫，十分粗卤，当然不懂政事的了。既然如此，庞统在耒阳县不理政事，刘备何以派张飞前去究问？这一层似乎也说不通（此事固非演义所杜撰，但演义写张飞太粗，则此处便觉不合情理矣）。（《说部卮言》308页）

　　由此可见，陆澹安并不主张历史小说只能“实录”。正史中有的，未必要写入小说；正史所无，亦可增添虚构。但是，虚构的尺度在哪里？

　　依着陆澹安的侦探式眼光来看，《三国演义》把诸葛孔明写得过分神奇，如祭东风及借寿之类。《三国演义》的这种写法也确实为不少人所诟病，鲁迅就曾批评为“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陆澹安认为，“呼风唤雨，为情理之所必无。正正当当的历史小说中，似乎不应当把这种荒唐无稽的故事搜罗在内。”

　　通观陆澹安对古典名著的“寻瑕索疵”，所谓的“瑕疵”处就是“不合情理”、“为情理所必无”之处。

　　李飞探案，亦强调情理。在《棉里针》中李飞说：“天下的事情，不论怎样曲折，总逃不出情理二字。”

　　“情理”是明清小说批评中的常用语，亦称为“人情物理”。叶昼评点《水浒传》曰：“《水浒传》文字不好处，只是在说梦处、说怪处；其妙处都在人情物理上，人亦知之否？”（第九十七回回评）而张竹坡评价《金瓶梅》云：“做文章不过情理二字。今做此一篇百回长文，亦只是情理二字。”

　　那么，何谓“情理”？

　　小说的创作无论人物性格的设置、具体情节的安排都要符合“情理”，即要符合社会生活与人物性格、命运等的内在逻辑与必然规律。虚构仅仅是手段，目的是要达到更本质的真实——这关键就在于虚构是否符合“情理”。“由于现实世界中的人的面目、性格、言语、行为有其不可度越的生理和物理限制，小说中的人物亦必须服膺同样的法度。”（《小说稗类》267页）小说中人物的行为，与现实中的人物一样，要符合其自身的性格逻辑。

　　故而，第四十四回中，孔明在与周瑜议事时，将曹植的《铜雀台赋》改了两句，说曹操欲得江东二乔，借此激怒周瑜，陆澹安认为是不合情理的。因为再好色的人也不会将自己的心思告诉儿子，而儿子即便知道了，也不会做在文章里。同样，上级刘备明明知道张飞是个粗人，不懂政事，为何要派他去过问？而摆阵破阵、呼风唤雨之类，那就更是恶札，因为现实生活中无此情理。

　　由此可见，在陆澹安那里，虚构有一个标准，要符合生活的真相和逻辑，才能让读者感到可信。进一步，他反对向壁虚构的杜撰之作，倘若作者有“耳所闻、目所见”的经历，在此基础上进行艺术加工，往往能创作出入情入理的小说。

　　然而，在《三国演义》中，呼风唤雨、借东风之类因不符合生活的真相与逻辑是恶札的话，那么“张翼德大战长坂桥”呢？这是《三国演义》中的重要片段，仅仅通过“声如巨雷”的三次大喝，威武勇猛的张飞就活现在我们眼前。

　　第四十二回叙张飞守长坂桥事，书中说道：“乃挺矛又喝曰：‘战又不战，退又不退，却是何故？’喊声未绝，曹操身边夏侯杰惊得肝胆碎裂，倒撞于马下，操便回马而走。于是诸军众将，一齐望西逃奔，……曹操冠簪尽落，披发奔逃。”一喝之威，竟能如此，似乎形容得太过分了？便算夏侯杰是个特别胆小的人，受不住张飞的一喝，那曹操却是个久经大敌的人，老奸巨滑何至亡魂丧胆若此？无论如何，不合情理。（《说部卮言》304页）

　　按现实的“人情物理”来说，很难有人具有“大喝一声”惊得他人“肝胆碎裂”的威力。然而这样的写法，虽不具备细节的逼真，却如同中国画的遗貌取神，寥寥几笔，神韵俱出。那么，小说中，这样的神来之笔，是否应该保留？

　　剥茧抽丝，走向正鹄

　　侦探小说是小说中的一个独特门类，它含有“智”的因素。侦探的破案过程，往往凭着敏锐的观察力、冷静的理智，通过科学的方式，调查求证、综合分析，用正确的逻辑推理，得出结论。探案过程荆棘丛生，亦充满探究的乐趣。

　　在《〈水浒传〉的研究》中，我们能看到陆澹安侦探“探案”的过程。首先，从细节入手，不放过任何微小的地方。《水浒传》的地名、官名、衣食住行、风俗习惯、方言俗语，他都花大力气考证。看似琐碎，却为我们提供了从细节进入历史的途径。他运用社会学的眼光，通过具体细致的考证，为我们钩稽出古代社会的史料，使得我们对古代社会的服饰、婚姻、家庭、道德观点、风俗习惯等有所了解，而阅读《水浒》也成了了解古代生活的一面镜子。正如陆澹安所说：“中国历代社会的风俗习惯，在统治阶级主编的所谓正史中，是绝对看不到的，倒是小说中还能窥见一鳞半爪。《水浒传》虽是叙述宋朝的故事，因为作者是元末明初人，而改编润色者又都是明朝人，所以书中描写的风俗习惯，可能有许多是元朝或明朝的，不能认为全是北宋时代的社会情况。可是我不管它是宋朝的、是元朝的，或是明朝的，能在一部小说中看到几百年前的许多风俗习惯，这总是可喜而不应当轻易放过的。”

　　其次，具体考证中，他重实证、重逻辑推理。在谈《水浒传》版本问题时，他并不迷信权威，而是在尽可能多掌握证据的基础上，细密考订，以历史进化的眼光，谨慎得出结论。关于《水浒传》的百十五回本，学术界向来存在颇多争议。胡适认为百十五回本是坊贾删节本。鲁迅则认为百十五回简本是现存各本中成立最早的本子，因为它最接近原本。可能由于《中国小说史略》体例的限制，鲁迅没有展开论述，仅用“以其用字造句，与繁本每有差违，倘是删存，无烦改作也”几句简短带过，胡适则认为这种说法难以信服。陆澹安则从百十五回本的回目与其他本子的区别、习见语言的不同及文字的对勘三方面细致考订，以历史的眼光，谨慎得出百十五回本的成立当在各繁本之前。这一考证过程既充满艰辛，又极富探究的乐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