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伊，一位看上去和蔼可亲的老人，可是一遇到原则性问题，他却绝不手软。在他执教中国国奥队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已经有崔鹏、吕征等队员被先后“开除”出队

　　前天晚上中国国奥队输给朝鲜国奥队，杜伊科维奇一针见血地说：“有些队员我不会给他机会了，因为他们对于输赢已经麻木。输球之后，连起码的羞耻感都没有了，这样的球员，我绝不允许他继续留在我的队里。”

　　杜伊有一套“好苹果与坏苹果”的理论，“一筐苹果中出现了一个坏苹果，不及时把这个坏苹果拿掉的话，好苹果也容易坏掉。”他一直在塑造球队的核心，但是绝不允许有人凌驾于队友之上，同时也不能容忍在他的眼皮底下有小帮派。

　　上周六晚，国奥队主教练杜伊科维奇在国奥队下榻的沈阳万豪酒店25楼国奥队专用餐厅，接受了晨报记者的专访。在长达一个多小时的专访中，杜伊科维奇从他率领加纳队进军德国世界杯的辉煌战绩展开，向晨报记者讲述了他的治队哲学。

　　国奥比加纳队难带很多

　　记者：在您率领加纳队打进世界杯决赛圈前，加纳队已经有数十年没有进入过世界杯决赛圈了。现在回过头来看那段执教经历，您觉得取得成功的关键点是什么？

　　杜伊：这是由各种因素结合产生的结果，不能说是某个原因促成的。当时加纳有很多球员在欧洲大俱乐部队踢球，队员能够在世界顶级俱乐部中踢球，可以说他们的训练水平是很高的，或者说一直保持着很高的水平。因此他们对技战术的理解很到位，足球对于他们来说，没有什么特别的秘密。这样，我就能把我的战术理念灌输给他们，唯一的问题是他们的战术纪律很差。但是我也很幸运，当时队里有一位叫阿皮亚的队员，这名队员非常好，他能够带领全队解决这些问题，等于是我的左右手，在场上督促队员守纪律。正是因为种种因素起了作用，再加上我们确实在训练等各方面也不错，不管是预选赛阶段，还是最后的决赛阶段，我们成功了。

　　记者：您会把在加纳取得成功的经验，“移植”到国奥队身上吗？

　　杜伊：我在这里带的是二十岁出头的年轻球员，我在加纳带的是二十七八岁的队员，甚至有三十几岁的老队员，这是两支完全不同的球队，不太好评价。加纳队里所有队员都是成年队员，或者说成型的队员，对于他们来说，足球已经没有什么秘密了。所以跟他们工作的时候，我除了要求他们更讲纪律外，其他不用去要求他们。他们都是水平很高的队员，对足球的理解很到位，所以不管比赛的时候用什么阵容，该做什么动作，甚至是比赛过程中变换阵型，他们都能清楚地知道该怎么做。中国国奥队完全是一个不同的情况，除了队员很年轻外，我们队里也就四、五名队员在各自的俱乐部里能够打主力，其他一些队员甚至连比赛都打不上。

　　记者：我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您觉得现在的压力更大，挑战也更大？

　　杜伊：肯定的，如果没有挑战，我就不会来接受这个工作了。我带领加纳队打了世界杯，对于一个教练来说，也就到顶了。而在国奥队里，有些新的东西，我在他们原有的基础上，还要提高他们，加进新的东西去。这是培养一支新的球队的过程，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工作。

　　记者：刚才您提到阿皮亚，他能够在场上帮助你督促其他队员遵守纪律，在国奥队中，您有没有找到这样一名队员？是陈涛吗？

　　杜伊：这个人可能不是陈涛，而是郑智。

　　“我的球队里绝不能有帮派”

　　记者：执教加纳队的时候，您为了整肃“军纪”，放弃了拜仁后卫库福尔，重用阿皮亚。当时您是刚刚上任，您不觉得是在冒险吗？

　　杜伊：风险是我这个工作的组成部分，不可能没有任何风险。当时我这么做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目的，完全是当时环境决定的。库福尔这个队员，当时觉得别人不能动他了，但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全队的团结。我宁可选择一个能力上稍微差一点，但是能够跟全队融合在一起，不凌驾于全队之上的队员。我当时很清楚这样的风险，但是我愿意去面对它。

　　记者：对于球队来说，如何处理与大牌球员的关系，是一门艺术。

　　杜伊：确实就是这样，跟一群队员一起工作，并不容易，尤其是跟一些大牌球星在一起的时候。一个队伍二十多个人，每个人的思维方式，每个人的性格都完全不一样，必须懂一些心理学，还要左右逢源，能够去跟他们相处。在库福尔这件事情上，我首先得到了加纳足协的支持，其次我当时的成绩也不错，因此就顶下来了。其实，加纳的新闻工作者，随时等着我出问题，一出问题就轰我下课，但是我的成绩一直不错，所以最后他们也服了。

　　记者：您刚刚说球队的团结是非常重要的。您作为一名外籍教练，语言不通，可能存在一定的问题，您如何使球队变得更团结？

　　杜伊：首先我会营造一个良好的气氛，让每个人觉得大家都是平等的。我不允许队员分出小帮派，那是非常危险的。不管是谁，只要威胁到这种气氛，这种团结，我就马上把他开除出去。我跟队员常说这样一句话，一筐苹果里出现一个坏苹果，整筐苹果就容易坏掉，所以必须马上把坏掉的苹果“扔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