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主流媒体近日忽然展开了一轮对中国体育体制的密集攻击。《纽约时报》20日、21日接连刊登题为“为了金牌，中国向受伤运动员施压”及“在中国的奖牌工厂，胜利者不能退役”的文章，将中国描述成重成绩重荣誉，不顾运动员伤病、忽视运动员自由的国家。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22日则称“中国从明星刘翔的金牌中揩油”，给中国体育机制的形象增添了几分“唯利是图”的色彩。类似的指责被一些来过中国的西方运动员形容为“流俗的偏见”。中国著名体育记者汪大昭22日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说，中国体育早已度过了重金牌、重态度、忽视科学训练的历史，西方对于中国体育的指责“太过概念化”。

　　在20日的报道中，《纽约时报》从中国奥运跳水冠军胡佳在训练中视网膜脱落一事写起，称当胡佳受伤时，他的父母和支持者都以为他的运动生涯要到头了，然而在距离北京奥运会不到两个月时，他又再次出现在训练场。胡佳去年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时说，“北京奥运会对我们这一代运动员来说是巨大的荣耀”，“除非我的眼睛真瞎了，否则我将尽最大努力争取夺金牌。”

　　然而，《纽约时报》对此的解读是：“在中国体育体制的压力下和等待2008年奥运会明星运动员的广告财富的诱惑下，中国运动员正在努力挑战和超越自己的极限，这使得有些运动员可能为为国争光而损害自己的健康。”

　　在《纽约时报》的描述中，中国现在最知名的几名体育明星成了“许多运动员虽然严重受伤，却仍在训练”的典型代表。文章称，“大多数中国奥运选手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受到体制的严格控制，这种控制通常从儿童时期便已开始。”许多家长并不忍心把孩子送进体校受苦，这么做只是“生活所迫”。

　　英国《每日邮报》20日在报道胡佳面临失明风险仍然训练一事时揣测说， “这么做很可能是为了阻止英国一名14岁的跳水天才少年染指奖牌”。而《星期日泰晤士报》22日称，虽然刘翔健康的笑脸出现在可口可乐、耐克和一些中国国内品牌的广告中，但他每年获得的190万英镑收入没有在NBA打球的姚明多。“原因是刘翔的商业运作由中国田径协会负责，该协会每年要从刘翔的收入中分成，以补偿多年的训练费用”。

　　《人民日报》资深体育记者汪大昭认为，如果真像外国媒体形容的那样，中国运动员们是被驱赶着到赛场上去争什么东西，他们的不满一定会流露出来。但事实上中国运动员的喜怒哀乐与其他国家的运动员无异。“一些外国媒体看中国体育太过概念化”。

　　汪大昭说，中国体育过去确实存在问题，一些体育官员看重成绩和金牌，鼓励一些运动员带伤病参加比赛。中国体育界受其他一些国家影响，曾一度崇尚大运动量训练，忽视科学训练。“但这种偏颇的历史过程已经过去。中国体育界现在的体育观念已改变，越来越重视科学训练，尊重运动员个性和自由意志。对于一名受伤运动员能否参加比赛，决定权在医生而不是教练。事实上有时是运动员出于对事业的追求自愿要求带伤训练和比赛，这也是人性的另一种体现”。

　　在本届欧锦赛上，当经过两次换肾手术的克罗地亚球员克拉什尼奇进球后，西方媒体都在夸赞他的顽强表现，似乎没有人指责克罗地亚施加某种压力“逼”他出场。而对于中国体育机制，西方媒体一直以来都颇多微词。

　　去年3月，英国前乒乓球国手马修在参观完中国国家体育训练中心后大为感慨，他在《泰晤士报》上刊文称，他曾以为中国国家体育训练中心像媒体大肆报道的那样，是个没有人性的地方。而事实完全不是这样。他说，他写下自己的见闻为的就是反驳一种流俗的看法，认为中国的体育系统与苏联的无异。他写道，“许多媒体专挑那种残酷的例子加以报道，这样的例子确实存在，但已与中国体育不断变化的现实脱离。”

　　本报记者 段聪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