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

　　现在是一个大众文化的时代，先进的技术给流行文化的传播带来了非常大的动力。大众文化实实在在不可抗拒！在这样的背景下大众传媒的处境很尴尬，怎样担负起文化使命是需要我们“传媒人”考虑的问题。

　　中国国内的电视节目相当多的都是娱乐性的节目，在新闻节目突破上不太多，或者说有困难。其实还有一个方向，就是文化！

　　真正的历史学家中的大家都是讲故事的高手，古今中外都是一样的。相当多的人都非常喜欢听故事，而历史正是由故事构成的。

　　《百家讲坛》的文化使命，不仅在于让老百姓有一个安安静静的课堂可以去读历史、读文学，我们还有一些文化的追求，我们希望改造中国研究历史和文化的学风，我们希望每一个专家都能够发挥充分的想象力，要有独立思考的精神来写出今天新的更伟大著作，来丰富我们的历史、丰富我们的文坛。

　　坛主小传

　　解如光，国家高级导演，中央电视台资深策划人，原《百家讲坛》栏目总策划，曾任教中国传媒大学，现任《人与社会》栏目总策划，导演《阅尽人间》、《寻找无形良田》、《雪域之梦》、《走近西藏》、《逛胡同》、《赶车闯香港》、《灵芝老人》等多部优秀影视作品，都曾获国家级政府奖。

　　《百家讲坛》背后，有一只“看不见的手”

　　原来我们这行人叫“新闻人”，搞新闻的，现在改了,改名叫“传媒人”。我觉得传媒好像更确切一些，因为它涵盖的东西更多了，比以前更加丰硕了。我自己做了一辈子传媒，从上大学开始一直到现在60多岁了，还在干这一份工作。一方面是源于对职业的热爱，另外目前有一份离不开的原因，是跟我自身所担负的或者说我自己愿意去担负的文化使命密切相关。

　　现在这个时代人们都说是一种“大众文化时代”，当然还不完全是，是正在向这个时代过渡。中国的文化经历了几个不同的时代。

　　原来是文化的权力时代，大家都知道的过去所谓的文化都得要考秀才、当举人、考进士，读书人才有文化，老百姓没有文化，所以社会就形成一种风气“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把文化当成非常了不得的事，因为文化和权力紧紧相连的。

　　后来我们进入了一个“精英文化”的时代，精英文化最典型的一个口号叫“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大众服务”，那就是精英为老百姓服务，为大众服务。我们解放以后一直是执行这一方针，这个方针并不是不好，但是一个“为”字，有的时候“可为”，有的时候“不可为”，有的时候你会做出一些强加给别人的“为”，比如像八个样板戏等等，这就是“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时代，是一个过渡的时代。

　　很快文化就进入一种“大众文化时代”， 大家看到了，在中国仅仅30年时间，几乎到处都是大众文化，在文化市场上它们应该是绝对的主力。我们以往牵挂的很著名的歌唱家和老演员们渐渐地看不到踪影了，那些严肃的艺术家曾经一度提出了许许多多的疑问，但是无奈，“落花流水春去也，天上人间”。大众文化为什么会迅速地占领了整个文化市场？这里边应该说它是一种政治和经济的双重互动而形成的结果，是不以别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论美国的民主》作者托克维尔曾说：“大众文化像一股巨大的浪潮，席卷着一切人和一切事，不管你愿意不愿意它都会把你卷进去！”他其实说得很好。大众文化在中国也是一样的，我们应该说大众文化是“一只看不见的手”，它其实反映了大众在文化上的一种强烈要求。

　　其实在这样的背景下处境很尴尬的是大众传媒，大家都知道我们的传媒跟西方传媒是不一样的。西方传媒一般肩负三个任务：第一个是监督政府，第二个是提供信息源，第三个是所谓的记录历史。我们在监督政府这方面要比他们弱，但是，我们兼任政府的宣传教育功能，所以我们和西方的传媒有着很大的区别。我们还有一点很薄弱的地方，就是新闻的来源往往比较单面，信息源比较少，所以要走这条渠道来复兴传媒业显然是做不到的。只有在娱乐节目上下很大工夫，大家现在看到了，中国国内的电视节目相当多的都是娱乐性的节目，在新闻节目突破上不太多，或者说有困难。其实还有一个方向，就是文化！

　　险被淘汰，含泪决定要转向

　　2001年的时候中央电视台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设计了一档节目，就是中央十套科教频道。当时设计这档节目时主要想到这个节目主要是面对知识分子，一开始提的口号是“三品”——教育品格、科技品质、文化品位，很清楚，就是要给知识分子一个频道。当时我在十套做了几个教育性的节目，我们坚持到2004年左右，不行了。虽然我们干得很苦，加班加点。但是效果始终不佳，收视率不行。

　　有一个节目，做得很专业，可能是搞美术专业的人特别喜欢看的，叫做《美术星空》。这个节目几乎所有的画家都喜欢，说这是中央台唯一的一个由内行做的非常专业的文化节目，而这个节目被彻底地取消了。因为它的收视率太低，那些喜欢看这个节目的画家，按理说他们应该是忠于这个节目的人，但他们恰恰都是一帮不看电视的人。

　　我原来还做过一档节目叫做《当代教育》，我们的播出时间恰恰是老师看不到的时间，这怎么会有收视率啊？而且我们讲的那些事情，说实在的，外行人看不懂，内行人不愿意看，因为我们都不是做教育的，你怎么能做得让内行人喜欢呢？你是个大众传媒工作者，说实在的，在泛教育的范围之内你可能还能讲两句，真正对教育的真知灼见上我们是没有的，但我们偏要做这样一档节目，最后的结果大家可想而知。

　　中央台规定收视率倒数一、二、三要被淘汰出局，其实《百家讲坛》当时是倒数第四。当时《百家讲坛》的宗旨是办一个“没有围墙的综合性大学”，我们请了很多非常了不起的人，你们所知道的各行各业的大专家全请过，甚至包括杨振宁、李政道、丁肇中等等，甚至于连那个不会说话的霍金也请过，我也觉得活见鬼的，他什么也不说怎么讲呢？我当时问编导，他讲这个你懂吗？编导说，一句都不懂，就知道他说的那些词儿。杨振宁先生讲“物理像艺术一样的美”，我觉得这个只能意会不能言传，物理怎么会像艺术呢？我这个策划人都不懂，观众能懂吗？没人能懂，所以就没人看，收视率非常低。

　　我们含泪决定要转向，要不我们就被淘汰。

　　目标：架座学者通往百姓的桥梁

　　我是 2004年年底进入《百家讲坛》的，在入主之前我给《百家讲坛》做了一次讲课，这次讲课就决定了让它彻底革新，我报告的题目是《架一座学者通往百姓的桥梁》，在学者和老百姓之间架一座桥，把专家学者的知识变成老百姓懂得的东西传输到大众那儿去。我记得当时我非常洋洋得意，我说我们是桥上的石头，一块一块地搭起一座桥来，让学者踩在我们的身上过去，说起来也特悲壮啊，但确实是这么回事。

　　《百家讲坛》从此一切都改变了，不单单是内容，连方法、连主讲人的选择，一系列的事情都改变了。这个改变可以说是180度的。但是大众传媒知道自己要为老百姓为广大观众去做节目的时候，这个道理你是明白了，但是你要做往往做不好，我们有很多节目都是因为这样而没有做成的。所以要实现这样一个转型需要做大量的工作，这大量的工作可以说事无巨细，甚至牵扯到了每一个主讲人他讲的每一篇稿子，他讲的每一个细节，都要做改变。大家都知道讲《和珅》的纪连海。他就是老北京人，说话有点儿油腔滑调，所以听着挺像说相声的。其实纪连海一开始给我们写的那篇稿子，我个人看着像高中生作文，我们对他的稿子进行了很长时间的磨合，一稿不行，两稿，到最后至少改了七八稿。

　　《百家讲坛》需要的是扎实的内容、生动的讲述和新颖的内容。其实《百家讲坛》最重要的转变，第一个是立场的转变，把“为知识分子”改成“为大众”；第二个重要转变是方法的转变，是怎么讲的问题；第三个转变，就是一个我们不愿意看到的现象，培养了很多的明星，明星主讲人。为了选主讲人我几乎走遍了中国的所有高校，想找个人不容易，因为主讲人不单单在学科本身要有一定的功底，另外还要有风度，还要会讲。

　　经历了这样三个很重要的转变，以前我们说《百家讲坛》百家学问都讲，这就出现了问题。比如我们曾经做过一个题目《小行星真的能撞上地球吗》，当时讲课的人是中国很优秀的天文学家,他非常善于把很枯燥的科学的东西讲得很有趣很生动，但是他必须要讲解基本概念，在节目前30多分钟已经出现了十多个到二十个新概念，观众基本上听不懂。

　　所以当时我们就痛下决心，给《百家讲坛》这一段时间里到底讲什么做了一个巨大的改变，我们当时定的方针是“偏重文史、尤重经典”，逐渐地扩大大家对文化的兴趣，后来历史证明，这个决定是对的。

　　秘诀：用讲故事的方式增加叙述趣味性

　　其实伟大的作品都是需要反复地读，反复地咀嚼的。我们讲《红楼梦》有人提出了很多很多意见，但是刘心武非常会讲，引起了很多观众的共鸣，也取得了非常好的收视率。对《红楼梦》的争论，就像我们平常说的“一千个人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每个人的理解都不同，为什么非要人家跟你理解一样呢。正因为这种不一样，大伙要商量要讨论，所以收视率就渐渐升高了，而老百姓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对《红楼梦》的理解就加深了。讲什么很重要，要讲大众喜闻乐见的，我们不讲那些稀奇古怪和过分深奥的，让大众多多少少知道一点，但是知道得不是很清楚，而且他们有发言权，他们可以参加这个问题的讨论，他们可以出来说我认为《红楼梦》是怎样的，我认为贾宝玉是怎样的，我觉得这个非常好。如果老百姓对一部文学著作、历史书产生了兴趣，恰恰是文化在滋生、成长的过程。

　　“ 讲什么”这个问题初步解决之后,就是一个“怎么讲”的问题。怎么讲这个事情后来弄得很麻烦，很多史学家对我们攻击得很厉害，说我们在讲故事。讲故事就是用一种叙述方法，事实上真正的历史学家的大家都是讲故事的高手，我们将中外不同的史学家做的事情对比一下，古今中外都是一样的，只是到18世纪、19世纪以后这个事情才有了一点变化，相当多的人都非常喜欢听历史故事，而历史正是由故事构成的。

　　在欧洲最著名的一本历史书叫做《罗马帝国兴衰史》，这本书的作者是一个英国人叫爱德华·吉本。这个人流传下来的只有这一本书，他有一大堆目录，其他的书都没有被找到。但是这本书200多年来始终长销不衰，几乎所有的历史学家都认为这本书是一本伟大的著作，而这一本书就是讲故事的典范。中国治史的传统也是非常非常悠久的，但是中国历史是“文史不分家” 的。其实在中国历史的根上，我们现在奉为经典的所谓十三经当中的《左传》和《战国策》，你很难说它们就是历史。

　　所以用讲故事的方式来增加叙述的趣味性，是《百家讲坛》成功的一大秘诀。要完全追究历史的真相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所以我们说讲究历史的叙事让它变得生动有趣，让更多人对历史产生兴趣，并不一定对历史的每个问题都要得出结论，而是用开放性、讨论性的方式引起大家的兴趣。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想想，我们读历史的时候是按照历史学家研究历史的方法得出乐趣的吗？我们一般读者可能就是因为历史事件启发智力，对我们的生活可能产生一些影响，这是我们读历史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我们提倡讨论，不提倡一定要得出什么结论来，我们希望更多人从不同的层面讨论、研究，我们有一种历史的感觉、历史的意识就可以了，不一定非得用道德的方式判定谁是对的谁是错的。要是那样做，我们就会想象到，历史上所有的事情都是说不清的。提倡历史的叙事、提倡历史的丰富表达、提倡历史不同观念的讨论，这是《百家讲坛》所追求的。大家都可以有不同的理解、不同的叙述，最好能够把历史讲得更生动有趣些，让每一个人都去爱历史，让每一个人从中去感受我们历史的丰富，让每一个人从中感受到我们民族的伟大、我们文化的伟大，这难道还不够吗？

　　《百家讲坛》的文化使命，不仅在于让老百姓有一个安安静静的课堂可以去读历史、读文学，我们还有一些文化的追求，我们希望改造中国研究历史和文化的学风，我们希望每一个专家都能够发挥充分的想象力，要有独立思考的精神来写出今天新的更伟大著作，来丰富我们的历史、丰富我们的文坛。

　　说到这儿，多多少少有一点儿超越了传媒人责任的范畴了，有点儿说了几句慷慨激昂的大话。我们确确实实有这样一些想法，我们希望不仅老百姓喜欢读史、喜欢文学，我们的研究机关，所有的研究人员也应该要重新用一种方式去思考你的研究工作。 (根据解如光在珠海文化大讲堂的讲座整理编辑，未经本人审阅)

　　本报记者 李月宁 实习记者 孙 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