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审视和解读国家粮食安全，更为重要和关键的问题在于，治标的同时更要治本。

　　如果我们能够建立合理的粮食价格机制、严格的土地控制机制、科学的产业结构调整机制、高效的土地流转机制、统筹的购粮运粮调剂机制、安全的粮食储备机制……我们就有理由相信：中国不惧“粮荒”。

　　策划：本刊编辑部 采写/《小康》记者 胡幽径 李漠 王帆 蒋卫武

　　“手中有粮，心中不慌。”

　　随着国际粮价全面上涨，特别是国际大米价格创出20年来的高点，粮食问题再次成为一个热门话题。

　　尽管现代农业的高产高效，阻击了马尔萨斯预言的实现，但日趋严峻的世界粮食供应局势，让人们不得不重新审视马尔萨斯在19世纪初的“人口可能比食品供应力增长更快”的预言：一方面是因人口数量激增等因素而导致的粮食消费量暴涨；另一方面是全球粮食总产量的下降。这样，必然导致全球粮食储备量下降。如今，全球粮食储备量已减少到30年来的最低水平

　　6月3日至5日，联合国粮农组织在罗马主办的世界粮食安全峰会。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当天呼吁，到2030年，世界粮食生产需要增长50%才能满足不断上升的粮食需求，并呼吁各国采取“放手、紧急”的措施以应对席卷全球的粮食危机。

　　中国的情况同样不容乐观：据统计，2007年，我国粮食虽比上年有所增产，但从人均占有粮食的情况来看，我国人均年粮食占有量在400公斤上下，已接近世界粮食危机线——人均占有量370公斤。事实告诉我们，我国上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两次出现通货膨胀，都与粮食供求出现问题有关。

　　本刊记者在采访中也发现许多阻碍粮食安全的普遍性问题：

　　——比如，“尽管各种形式的‘米袋子’工程，不断成为各地领导的政治表达，但是，不可忽略的事实是，许多农民生产粮食的积极性已消失殆尽，他们宁肯离开土地离开家乡，到陌生的城市打工。

　　——比如，养活13亿人口，需要大量的粮食。然而，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城市化、工业化以及沙漠化等因素导致生产粮食的耕地正在锐减，逐渐逼近18亿亩红色警戒线。

　　——比如，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只有京、津、沪、藏、宁等省份缺粮；如今，整个东南沿海的粤、闽、浙加上京、津、沪、青、黔、晋、陕等都成为缺粮区。一些本来应该承担向外供应粮食的南方城市，现在却在向外购粮。

　　——比如， 我国最大的商品粮生产基地是黑龙江，但是，整个东北地区进关的货车，都要受山海关运输瓶颈的制约。运力不足和不堪重负，有粮也无法运出，粮区农民不敢种粮，也不敢囤粮。

　　种粮难，卖粮难，买粮难，运粮难，如此种种，粮食危机似乎离我们并不遥远。

　　值得庆幸的是，中国已经意识到问题的严峻及所在，并开始采取各种措施来稳定粮价和提高供给。国家在50天里，两次提高粮食最低收购价并扩大最低收购价涉及城市。在今年预算安排“三农”投入5625亿元、比上年增加1307亿元的基础上，中央财政再增加252.5亿元投入，主要直接补贴给农民，采取十项重要措施，支持农业和粮食生产。

　　与此同时，铁道部联合农业部及国家粮食局及地方政府，开始了60天“北粮南运”的大会战，将1000万吨东北粮仓的粮食紧急输送到南方地区，稳定供给，平抑粮价。特别是在汶川大地震发生时，已有大量东北外运粮食运抵四川等地，保证了地震灾区粮食充足。

　　而且，农业部频频表示，我国大米库存量达4000万吨可自给自足；发改委有关官员也称全国粮食储备约2.5亿吨；国务院研究机构的专家认为全国粮价不会因四川地震上涨，10年内不会有粮荒；粮食院士袁隆平视野开阔，称中国杂交水稻能解困全球粮荒……

　　尤其值得国内民众高兴的是，进入5月下旬以来，我国小麦主产区自南向北陆续进入大面积收割期，42万台联合收割机投入今年的“三夏”机收会战。我国夏粮有望迎来第五个丰收年，单产再创历史最好水平。这对汶川大地震波及的川甘陕渝等十几个省区、市的粮食缺口无疑种下安心丸。四川是我国农业大省和养殖大省，大地震使四川农作物受灾面积达350多万亩。

　　不仅如此，重新审视和解读国家粮食安全，更为重要和关键的问题在于，治标的同时更要治本：

　　——如果我们能够建立合理的粮食价格机制，实行“贵粟”政策，实行适度高粮价政策，让种粮者真正得利，保护好农民务农种粮的积极性；

　　——如果我们能够建立严格的土地控制机制，严防死守18亿亩耕地警戒线；

　　——如果我们能够建立粮食宏观调空机制，以粮食为重点，合理开发广袤的草原，广阔的水域，广大的丘陵，辽阔的沙地等自然资源，地尽其利，物尽其用，充分发挥整个资源的效应；

　　——如果我们能够建立科学的产业结构调整机制，改变农业补贴工业的现状，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

　　——如果我们能够建立一个高效的土地流转机制，建立起大规模的种粮基地，改变现有的小农生产经营模式，恢复南方产粮能力；

　　——如果我们能够建立统筹的购粮运粮调剂机制，突破运输瓶颈，不断提高粮食运输能力；

　　——如果我们能够建立安全的粮食储备机制，这包括战略储备、周转库存等。储备规模、品种结构、地区分布都要合理，并确保储量相当于当年粮食消费总量的30%左右；

　　——如果我们能够建立长久的粮食知识产权的保护机制，加大新品种、新技术开发，更大化地普及推广和发挥这些新技术新品种的作用；

　　——如果我们能够建立开放的粮食进出口机制，适当融入国际分工，更多的利用国际资源和国际市场，进口一些我们缺少的品种，就等于进口了国外的耕地和能源；

　　——如果我们能够建立有效的农业服务机制，建立起来更多农业服务方面的公益性机构，粮食收购、技术推广、合作社等等；

　　——只要我们能够建立积极的社会保障机制，对城市低保人群补贴到位，甚至提供“低保粮票”供应；

　　——如果我们能够建立对化肥、农药等“催化剂”形成杠杆化补贴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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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能够让以上种种“如果”真正变为现实，我们就有理由相信：中国不惧“粮荒”。

　　链接

　　2008年2月26日至3月19日，农业部曾组织力量对粮食、畜产品、蔬菜三大类9个品种进行全程跟踪调查研究，形成了一个总报告《农产品价格形成及利润分配调查》和9个子报告。报告显示，粮食的种植成本达到0.69元,农民获利0.055元，加工经销环节获利0.09元，超市环节获利0.05元(稻谷)。“相比中国工业企业约25%的销售毛利润，相比房地产企业近40%的销售毛利率，种粮不到10%的毛利率充分抑止了农民种粮积极性。”

　　2003年—2006年，粮食每亩实际收益(含补贴)分别为212元、382元、329元和320元。尽管扶持粮食生产的政策不断加强，但总体上看，政策对种粮农民的激励作用在逐年下降。

　　三大不可逆转因素影响粮食发展

　　一是耕地和播种面积。我国耕地资源的数量和质量呈逐渐下降趋势。1996年，我国耕地总面积为19.51亿亩，2006年底降为18.27亿亩，10年净减少1.24亿亩。而且不少地区土壤有机质含量下降。

　　二是水资源。我国人均水资源仅为世界人均水平的1/4，而且分布不均，水土资源不匹配。

　　三是消费快速增长。受人口增长、养殖业发展和工业需求拉动，近10年我国粮食需求总量一直呈刚性增长，尤其是工业用粮增长较快，并且对粮食的质量提出新的更高要求。从世界发展趋势来看，玉米利用已主要不是作为养殖业的饲料，而是工业生产原料。如2006年美国用于生产燃料乙醇的玉米占玉米消费总量的22%，预计到2010年将达到60%，这对粮食安全和养殖业发展将会产生重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