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时的平安可能比较容易，而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需要有一套制度化的、运转流畅的管理体制

　　在壮美的“鸟巢”和蔚蓝的“水立方”西北，是北京奥运会主新闻中心(MPC)。奥运会开幕前，这里已举行了近百场新闻发布会，由于话题的开放和敏感，这里被喻为“中外思想激烈交锋的最前线”。

　　7月23日，一场关于“平安奥运之北京奥运会安保”的新闻发布会把这种“交锋”推到了一个高潮，以下是发布会现场的部分摘录：

　　香港《南华早报》记者：有没有一些专门让人进行抗议示威的地点，像雅典奥运会那样？

　　北京奥组委安保部部长刘绍武：我们在几个公园里面已经设置了专门供游行示威人员表达自己意愿的地点。

　　CNN记者：您说有一些抗议的地点，是哪几个公园？南华早报也作过一些报道，说酒吧不许对黑人提供服务，因为他们不受欢迎，您能不能确认一下？

　　刘绍武：据我了解是世界公园、紫竹院公园和日坛公园；酒吧不许对黑人提供服务纯属无稽之谈。

　　澳大利亚记者：中国人还有外国人是不是能够在赛场外，比如说王府井或是长安街进行一些游行示威活动？

　　刘绍武：中国的法律保障合法游行、示威、集会人员的合法权利。只要是经过许可的游行示威，中国的警方会依法保护集会游行示威人员合法的权利。

　　路透社记者：谁将提供申请方面的程序？

　　刘绍武：北京市人民政府和北京市警方有专门的机构、专门的人员来负责集会游行示威的这项工作。

　　《瞭望》新闻周刊长期追踪奥运安保工作的记者发现，随着奥运会的临近，越来越多的国内外媒体关注奥运安保工作和中国的公共安全保障。而这种关注，是在信息更加透明的背景下进行的。

　　正如海外媒体与中国官员的上述问答一样，任何一个“敏感点”，都可能被媒体揪住不放。

　　而在这种开放、透明的大背景下，相关部门展现出越来越多的自信：设立游行示威公园、提供人性化的安保服务、建立常规化的应急管理、专业反恐到全民安保的覆盖……

　　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的多位官员和专家认为，在奥运助推之下，一个管理科学、信息透明、全民参与的公共安全管理框架正在形成。

　　“分秒必争”的应急体系

　　北京奥运会国际广播中心(IBC)是奥运会比赛时广播电视的运行中心，世界各地的转播商将从这里把奥运会的盛况传递回去。7月23日晚上，一个“小插曲”让大家虚惊了一场。

　　18时30分，正在从事调试工作的部分媒体人员突然闻到了一股异常气味，是“沙林毒气”还是“煤气泄露”？本能和职业敏感让一些媒体人员撤离到室外空地。

　　2分钟后，场馆运行团队安保人员，煤气、消防、防化等相关专业人员到达现场，查明位于地下二层的西南角，油漆物品倒洒后，气味通过楼层的风道散发，排除了煤气和其他有害气体泄露的可能性。

　　经过冲洗、通风和细致的解释工作，20分钟后，国际广播中心运行恢复正常。当晚，国际广播中心负责人向媒介通报了这一情况，并向转播商致歉。

　　北京市的有关官员告诉《瞭望》新闻周刊：“我们现在已经能够细化到以分和秒来计算应急反应，应急事件分秒必争！”

　　在紧邻奥林匹克公园的仰山桥一座略显神秘的小楼内，是奥运安保前沿指挥部。这里与北京市公安局110指挥中心联动，并接通了45个奥运场馆(群)和北京主要道路的电子监控探头。

　　本刊记者看到，指挥中心大屏幕上，实时显示着每一名值勤民警的位置，指挥员可随时调取任意监视点的图像，监控员负责记录发现的疑点，及时通报给一线安保人员，第一时间进行处置，真正实现了扁平化指挥和常规化应急的赛事指挥运行机制和运作模式。

　　北京奥组委安保部部长刘绍武说，中国政府和奥运安保部门已经建立了国家、赛区、场馆三个层级的指挥机制，明确了每个层级的职责任务，确保筹备及赛时指挥顺畅、高效。

　　在国家层面，经中央政府批准，成立了北京奥运会安全保卫工作协调小组，由21个国家部委、奥运安保情报中心和北京市成员单位组成。

　　在赛区层面，北京及天津、上海、青岛、沈阳、秦皇岛等赛区城市组建了安保实战指挥机构，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也成立了相应机构。

　　在场馆层面，每一个场馆均组建了场馆安保团队，团队中配备一名经验丰富的安保副主任，场馆之间、场馆与各级指挥系统之间的网络、图像和信息通讯基础设施已全面投入使用，实现了各场馆间指挥调度快捷顺畅。

　　“从国家级的指挥中心，可以随时调看、调用各赛区、场馆的实时的信息资料和图像。”刘绍武说。

　　这个指挥系统当然不仅仅服务于安保，在奥运会期间，110、119、120、122和999五台信息共享。公安、消防、紧急救护、武警、水电气热等多个部门，将在同一平台上实现联动。

　　政府还斥巨资购置了应急指挥车、卫星通讯车、理化快速检测车、现场消毒车、负压救护车等大型应急设备和洗消帐篷、快速化学气体侦检仪等急救装备；市区(县)两级19支应急处理小分队24小时备班。奥运期间如发生突发状况，将有救护车10分钟之内呼啸赶来，每个急救点的半径不超过5公里。

　　国际奥委会安保专家彼得·瑞恩先生曾对北京奥运的安防系统整合，以及对仰山桥奥运安保前沿指挥部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这是目前为止他所了解到的最先进的系统。

　　完善公共安全管理体制

　　这一应急体系的背后，是日趋完善的公共安全保障体制。

　　一时的平安可能比较容易，而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需要有一套制度化的、运转流畅的管理体制。

　　今年7月1日，北京市《突发事件应对法》正式施行，这是我国第一部指导突发事件应对工作的地方性法规。此前，《奥运会、残奥会期间北京市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方案》已经制定。

　　事实上，早在奥运申办成功之日，北京公共安全的体制建设就已全面展开了。奥运应急管理专业委员会委员陆铭琦介绍说，2005年4月，北京市突发公共事件应急委员会办公室(简称“应急办”)作为常设机构成立，各区县也设立了区县应急委员会。同时，形成了应急预案体系，建成了市、区两级政府领导机构和管理机构，组建了13个专项指挥部，制定和完善了预测预警、信息报送、指挥决策与处置、新闻发布、社会动员、调查与评估、善后恢复七大机制等。

　　北京市卫生局负责人介绍说，北京已实现37种法定传染病24小时网络直报，监测的触角伸向全市所有667家一级以上医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每个医疗机构都配备了电脑，报告时间从5年前的7天缩短至现在的平均10小时以内，全国最快。

　　目前，北京可在半小时内对流感、炭疽、霍乱等作出初步疫情判断，在4～8小时内明确SARS、禽流感、霍乱、0157、出血热等可疑病原体的诊断。针对奥运会期间天气炎热容易出现的肠道传染病,去年北京市又完成了335家肠道门诊监测预警系统的建设,对每一位就诊腹泻病人均化验标本并上报，这在世界上是惟一的。

         将安全隐患化解在基层

　　在北京，每个区都建立了社会矛盾排查调处中心，以及覆盖全社会的矛盾排查调处五级工作网络。调处中心对矛盾集中会诊，并分流指派给相关职能部门调处，限期办结，成为矛盾排查调处的“终端”。

　　和北京一样，奥运来临前夕，我国各地的基层矛盾排查和解决，全都在有力推进中。其根本目标，就是力求将各类矛盾化解在基层，减轻社会的公共安全压力。

　　奥运会开幕前一个月，我国进入涉奥运暴力恐怖活动的“高危期”。安全问题专家、上海社科院研究员潘光指出，我国奥运会面临的恐怖暴力威胁，首要的恐怕还不是恐怖主义，而是国内个人极端暴力行为。

　　7月1日，上海发生的“杨佳袭警案”把个人极端行为的现实风险真切地抛到人们面前。男性青年杨佳，携带匕首、榔头、喷雾剂、防尘面具等，只身闯入上海市闸北区公安局，刺死6名警察，刺伤3名民警和一名保安员。

　　复旦大学城市公共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滕五晓说，这种无组织的极端个人行为，主要因为对国家、社会制度不满，以及由拆迁、征地、涉法等人民内部矛盾引发。极端分子单戈为战，很难发现，防范处置难度相当大，社会影响恶劣。

　　反恐专家认为，个人极端行为具有成本低、易操作、破坏性强、影响力大等特点，破坏目标范围广，既可以针对人、针对设施，袭击目标不一定是奥运重点目标，也有可能是和平目标、社会目标，除北京以外的其他省市也可能遭受袭击，因此防范难度大；个人行为具有突发性和冲动性，警方和安全部门很难提前获取其行动情报。在今后一段时间内，个人极端行为将成为危害社会公共安全的一大杀手。

　　公共安全管理，就是要通过理性的控制，使风险最小化。在当前越来越个体主义化的社会里，人们行为选择的不确定性，给防范社会风险提出了更高要求。现代社会，每个人都是社会复杂系统的一个节点，每个人的个体行为都有可能因偏离或误差给社会带来危害。

　　这给矛盾的基层化解机制提出更高要求，就是尽可能增强社会不稳定因素的发现力，注意行政执法过程中的亲和力，化解矛盾和“仇恨”于萌芽状态，最大限度地减少社会对抗。

　　北京社科院首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研究所副所长袁振龙告诉本刊记者，无论是扬佳事件，还是贵州瓮安事件，教训都十分深刻，再次警示各级政府妥善化解社会矛盾的极端紧迫性。构建和谐社会，民众物质层面的生活改善固然重要，政府与群众关系的改善更属基础之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