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的校友，西南政法大学82级的陈卓伦和78级的黄松有先后被有关部门双规或者免职，他们分别被认为是西政校友在广东“最牛的律师”和在法院系统级别最高的法官。他们的倒下，为“西政现象”这个神话抹上了一笔浓重的悲剧色彩。为母校痛心之余，我想，这何尝又不是中国法治的悲哀，这引发了我对中国司法如何向前走的再一次思考。

　　中国目前出现的一些司法腐败和不公原因何在，“西政”校友中最有影响力的学者贺卫方先生和我有不同看法。他认为，司法不公“根本原因在于法院不能够独立地裁判案件”。(7月13日《经济观察报》)而我认为，“现行司法制度的最大问题是司法不受制约。在任何法治国家，法官确实需要独立、中立、冷静、理性，但这都是在首先解决了司法制约问题前提下实施的。没有制约的司法独立，只会让独立成为腐败和徇私枉法的借口，在这种情况下，独立意味着拒绝监督，中立意味着拖延、推诿。”(8月4日《经济观察报》)

　　古代的皇帝是独立办案的，但他的办案是司法独立的表现吗？我无法理解的是，这种求真务实的“纠偏”做法，被有人误解或者强加为否定司法独立、“走回头路”。贺卫方先生说：我的想法都是他“不大赞成的观点”。(8月31日《经济观察报》)而更奇怪的是，这种误解反而获得了很多网友的同情，陷入了另外一种政治正确！

　　没有制约的司法独立会造成什么样的恶果，国外一个很好的前车之鉴是斯洛伐克。斯洛伐克在上个世纪90年代和捷克分家后，制定了新宪法，进行彻底政治和经济改革，实行议会民主、司法独立、新闻自由。实行了司法独立，法官独立进行判决，只受法律约束(李丹林：《东欧中亚国家政治制度》，1997年版)。但就是在这样一个奉行司法独立的国家，由于相应机制没有建立起来，法官阶层的利益集团化却成了法治最大的挑战。

　　在“司法独立”后，“法官们形成了法官阶层紧紧抱成一团，同时与实权阶层和经济寡头们等社会精英联盟的局面”。有一起国有资产贱卖的案件被媒体曝光了，进入了司法程序。和大多数法官不同，有个年轻法官抱着维护公共利益和法治精神的激情，严格审理案件，他的年长同事们立即开始着手收拾这位不识相的异类。他们暂停其工作，胡乱罗织了一个罪名，直接革职。由于年轻法官审理案件积极，受到媒体和民间组织的关注，年轻法官亦得以继续留下工作。作为对此事的报复，几个月后，年轻法官驾车回家途中，又被人制造撞车陷阱，并被人作伪证诬陷。媒体铺天盖地的报道再次出现，对手再次收兵，年轻法官才重获自由。(6月26日《南方周末》)

　　《南方周末》介绍斯洛伐克这一“法治怪象”的文章作者总结说：“因为真实，所以滑稽。社会转型时不彻底，导致在自由度增大后，正面的因素如媒体、民间组织会更好，但负面的如法院、律师等群体也会更坏。”所谓社会转型，应当包括完备的对司法的监督机制的建立。在当今中国，出现类似于黄松有这样的案件，我想问一下贺卫方先生：这是司法不独立造成的吗？

　　观察各国的政治与司法制度，可以发现，对法官的制约比行政官员更多。在解决司法权制约这个问题之前搞“司法独立”，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司法独立要以严密的司法制约机制为前提，这应当成为“常识”。

　　对法官制约的方式，我考虑的最重要的方式有三个方面，一是法官选拔要重视道德评价而不能光看职业能力，如何考察看不见的道德，各国有了一套看得见的程序机制可借鉴。二是司法程序要自我完善、实行精密司法，如集中审判原则下的连续不断的审理和当庭判决，完善陪审制度，加强司法民主化和大众化，在审判中“要广泛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的评判”(王胜俊语)。即法官经常性、制度化的听取和考虑民众意见，加强对审判的新闻监督，保障民众对司法的批评甚至抗议的权利，与直接根据民众激情要求进行判决是两回事。三是要有相对独立的、由法律执业人员和非法律人员共同组成的机构对法官进行观察、监督。

　　“如何制约”问题可再研究，但“司法要独立，必须要先有制约”立场不容置疑。为避免再被误解，我最后重申一下，没有司法制约前提的司法独立本身会引起司法专断和司法不公，是不应当存在的；如果存在，会比各种力量制衡下不独立的司法后果更严重。（法制网-东方早报 高一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