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以来，进口油价及粮价的高涨已形成输入性物价膨胀的基本成因，面对这种成本推动的物价上涨，无论是货币政策或财政政策事实上都是束手无策。总体经济理论说的很明白，无论是货币政策或财政政策都是需求管理政策，只能处理来自需求面的动荡因素，对来自供给面的物价膨胀，若以提高利率、降低财政支出等紧缩性需求管理工具去处理，容或能降低些微物价，但须付上经济衰退的代价。

　　政策决策者遇上这种两难问题，只能“两害相权，取其轻”，所以美国联准会主席柏南克就以防止美国陷入衰退为首要目标，持续降低利率；而欧洲央行则以对抗物价膨胀为首要目标，坚持不肯降息。

　　除了前面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之外，汇率政策也可勉强作为对抗物价膨胀的工具。由于国际间原油、黄金、大宗物资（小麦、棉花、黄豆等）都以美元计价、大多以美元为支付货币，美元近几年来的持续且显着贬值，更强化了原已因供需不均衡造成的物价上涨。换言之，本国货币若能对美元大幅升值，事实上将减低前述输入性通货膨胀的强度。然而汇率政策也是一把两刃的剑，货币大幅升值固然可以降低进口成本，但也使出口品报价相对垫高，减低本国物品的出口竞争力：更严重的是，本国货币相对美元升值，将使本国政府及国民所持有的美元计价资产都因此缩水，马上形成汇损。

　　台湾《中国时报》今天刊文指出，台湾地区正面临这样两难抉择，为对抗物价膨胀，又不希望造成经济衰退，“央行”小心翼翼地微幅调升利率，以维持存款的实质利率不致成为负利率为目标；另一方面，“央行”也已有限度的放宽新台币的升幅，使新台币自今年以来升值超过６％，可以抵销部分进口成本的上升。而在“行政院”方面，在“大选”前则干脆冻结油电价格，以避免民怨；“大选”过后，却宣布继续冻涨至五月二十日，乃使社会大众议论纷纷。

　　有学者建议一切回归到市场面，因为限制价格的措施只能治标，不能治本。美国尼克松总统任内，作了三次的价格管制，除了第一次因为不是来自供给面的物价膨胀，所以解除管制后物价没有严重反扑；第二次及第三次的物价管制正值能源危机，属于成本推动的物价膨胀，在两次物价管制结束后，都引发了更大规模的物价膨胀。因此有声音呼吁减少对市场机能的干预，让油电价格充分反应成本。

　　文章同时指出，油电价格充分反应成本，势必相对加重中下阶层的负担，因此，应该用所得政策来作配搭。亦即，当局一方面要尊重市场价格机能，另一方面也应照顾弱势族群。在所得政策方面，当局可以依照民众所得的高低给予补贴，例如：所得越低的开车族，给予相对较高的油价补贴。

　　另一方面，对于收入较低家庭的用电，给予较多的电价补贴，以免在电价上涨后，对低收入家庭形成太大的负担；至于高所得阶层，就不必给予油电价涨价的补贴。甚至对高所得且驾驶高耗油车辆的车主，开征能源附加捐，用以作为当局补贴低收入用油者的部分财源。

　　另外，由于岛内油品集中于中油、台塑两大系统，为避免因寡占而形成有形或无形的勾结，除了“公平会”要密切注意不让两大公司以市场机能为名，而形成对社会大众的剥削之外，“立法院”亦可仿照美国国会立法，对油公司若有暴利则课以暴利税，并将此税收作为补贴中低收入用油者的另一来源。同样的，若电价涨过头，也可以有类似措施。

　　最后，文章呼吁，在这个物价膨胀时代，民众要减少受物价膨胀之害，最正本清源之道是少买甚至不买，亦即过俭朴生活：少作奢华消费，将省下的巨额花费，用以支应基本能源及物资价格上涨之用。同样的，当局方面还可以推动的其它政策，也应该朝着节约能源及提高效率方向着手。